包刚升:民主信心指数波动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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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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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兰试图通过公投的方式寻求和平独立。尽管多数人民选择留在英国,高度分权和自治则是英国必须履行的承诺。就是说,苏格兰人用民主的方式“解构”着原来统一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一旦高度分权自治,原来的英国就不再存在。这并不仅仅是英国的问题,欧洲很多国家正在面临类似的问题和挑战。欧洲是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地,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和组织形式,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各地,到当代,没有一个国家不自称为民族国家,即使实质上不是。不过在今天,过去促成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的一些原则,也在促成其转型甚至解体。

    

  

  
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更令人担忧。近代以来,中东的政治秩序的演变,本来就和西方密切相关,先是欧洲殖民地,后是美国。正是欧洲和美国的介入,或者确切地说,西方强权对中东国家的征服,才使得中东国家政权形式具有了现代性。但是,在欧洲和美国的背后支持下,现存中东秩序有的已经彻底解体,有的正在解体。在原来的政权解体之后,也并没有出现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体,更多的是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的出现。更为严重的是,在原来的国家失败之后,类似“伊斯兰国”的“不一般”的权力组织崛起,不仅对区域构成了威胁,而且随时可以威胁到整个世界。

  
〔摘要〕世界近代文明史或许可以从“民主”的角度而重新书写,但是这个角度的世界史必然是一部充满冲突的历史。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即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关系、以及作为民主形式变种的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与元形式民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部冲突性的世界政治图景,影响着世界秩序的走向。世界政治告诉我们,“文明的冲突”因民主化和民主而变得更加可能和现实,民主是从文明认同差异到文明冲突之间的中介机制。鉴于此,民主的内容、民主的内在属性以及其在各国政体中的真正位置,都需要重新审视。在价值上是公共善的民主,在制度意义上它只不过是国家建设诸多方面的一个讲究“时间性”的方面,不能在“元叙事”上谈论民主——民主是一切善恶的根源。

  
如今,民主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又迎来它的“艰难时世”。这种民主的“艰难时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西方国家民主政体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政府公债剧增、贫富分化加剧、族群宗教多样性提高以及政治领导力不足导致的诸种难题。比如,西方世界以外的新兴民主国家则面临着能否完成民主转型、能否实现民主巩固以及能否达成民主治理绩效的很多困难。再比如,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威权主义政体获得了复兴,这甚至使得很多原先信奉民主道路的落后国家开始将这种模式视为实现发展的替代性方案。

  
欧洲传统民主政治的变迁表现为和平,中东政治变迁则表现为暴力和无政府;而世界上其它很多地区,则处于欧洲和中东之间,有暴力的,也有相对和平的。所有变化,或多或少都和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缘政治,及其随地缘政治利益而扩张的“民主政治”有关。

   〔关键词〕民主;文明的冲突;世界政治;国家建设

  
正是因为这些现象,目前国际学术界似乎对民主信心不足。关于民主治理绩效和民主未来前景的悲观论调,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今年年初,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吉布拉特出版了一部名为《民主如何灭亡?》的书。该书上市之后,竟然很快成了《纽约时报》畅销书。两位作者的基调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民主的危机。
而早在五年前的2013年,美国著名记者、评论家乔舒亚•科蓝兹克出版的《民主在退潮》,更是勾勒了全球范围内民主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已经遭遇衰退的政治景象。
实际上,作为一名专长于民主问题研究的学者,我就类似作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因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无政府状态。可以说,在这个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政治挑战,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们似乎更多地谈论政治治理问题,但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远远超出了治理问题。很简单,治理问题只是国内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而地缘政治则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制度,必须符合这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地缘政治秩序。

    

  
除了学术界,全球主流媒体讨论民主议题时同样情绪低落。从英国《经济学人》到《金融时报》,从美国《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最近几年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坏消息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民主或许真的迎来了它的“艰难时世”。

   类似“末日论”的思维

  
“文明的冲突”因“民主”而成为现实,这大概亨廷顿当年不曾预料到,或者说亨廷顿不会刻意把民主与文明的冲突的关系突出出来。虽然亨廷顿也偶尔提及民主化对于“文明的冲突”的影响,〔1〕但核心是论证种族认同所引发的冲突,并专门以巴尔干半岛为例论证建构出来的种族认同如何导致种族清洗式的文明的冲突。〔2〕

  
然而,2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却是国际社会民主信心指数空前高涨的时期。这种民主信心指数的高涨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西方世界当时不仅已经赢得冷战的胜利,而且以计算机、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为支柱的新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二是第三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并首次实现了“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即民主政体数量超越了非民主政体的数量;三是全球范围内的威权主义政体陷入颓势,它们看起来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困境。

  
历史地看,政治秩序建设从前是问题,现在是问题,将来也一直会是问题。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诞生之后,欧洲哲学家包括黑格尔曾经认为,“民族国家”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的最后最完美的阶段。之后,马克思等更是预言,国家最终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终结。同样,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就有美国学者(例如福山)出来说,西方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即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

  
本文所要回答的是,近代以来的种族-宗教认同(本文有时统称“文化认同”)固然是“文明的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历史上很多种族-宗教认同问题、哪怕是种族-宗教认同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或者战争,其中的差异在哪里?为什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种族-宗教认同危机会演绎出不同的结局?为此就必须寻找从文化认同到文明冲突之间的中介机制,我认为这个机制就是民主化或者民主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带来对世界未来秩序的思考:如果文明的冲突是必然的和普遍的,而民主又是文明冲突的内在机制,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推广民主的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却在为自己制造敌人?“阿拉伯之春”或许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样一个时期诞生了两部标志性作品。一部是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另一部是亨廷顿的著名学生、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这两部作品尽管主题不同,但都以不同方式记述、解释,甚至预见了自由民主政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以当时的主流观点来看,民主化已然成了人类社会确定不移的政治趋势。

  
有人已经指出,这种思维和“人类末日”论者的思维没有多大的区别。实际上,有关“历史终结”的观点,一方面是西方世界人类进步观(往往是历史单向线性观)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式民主一直在不断扩张的乐观情绪。不过,在经验层面,这种乐观的观点很难找到足够的支持。如果深入考察,不难发现,西方式民主政治是随着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而扩张到非西方世界的,但随着西方民主的扩散,不仅民主的形式在不断变化,民主的质量也在转变,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扩散,另一方面是扩散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

  
曾何几时,伴随着“历史的终结”的大狂欢,西方思想界制造出“民主和平”即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康德的“永久的和平”论。此时,头脑清醒者提醒人们,在民主转型中,由于垄断性体制的瓦解和毫无约束的言论自由,各方都会毫无节制地诉诸于民族主义动员而获得权力,因此民主化过程中发生战争的几率更高。〔3〕第三波民主化验证了这一道理,“阿拉伯之春”也是如此。但是,问题是,即使是老牌的民主国家之间及其国内,冲突也从来不断,比如印巴之间以及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国内。也就是说,不但民主化转型会诱发国家冲突,巩固的民主国家同样会发生冲突。根本原因在于,过去我们对于民主的期许太高,以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本文最后我将详细论述,尽管民主是一种相对于君主制-贵族制等权力私有制的“权力公有制”,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和价值优越,但是民主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种政体,而且是根本利益大调整的政体,因此民主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冲突。从第一波民主化到不被西方人视为“民主化”的民族解放运动(19

  
令人好奇的是,就在20多年间,很多人的民主信心指数就从高峰滑入到了低谷。这是为什么呢?

  
近代形式的民主或者“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起源于西方,逐渐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在西方,有大量的著作描述西方民主发生和扩散的过程,但近来最著名的还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生前所著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仅论述了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的过程,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民主发生和传播的条件。但很多人把亨廷顿的观点“庸俗化”,仅仅把民主作为一个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把民主和“历史的终结”联系起来。

   世纪40 年代-
70年代),民主化都带来国内和国际冲突;而当民主遭遇伊斯兰主义或者与伊斯兰主义合谋的时候,民主所带来的冲突几乎是难以调和的,这是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所不曾有的冲突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于民主的一系列错误认识,比如民主在国际上有利于世界和平,在国内是一种最好的利益调节机制而保证国泰民安。民主本身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民主本身就是根本利益结构的再调整这一事实表明,民主是一个冲突性概念,而且是一个扩张性的冲突性概念,就像看上去很美的“文明”一样会带来冲突。民主本身不会自动而和谐地调节利益冲突,能够安顿利益冲突的是法治,比如当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僵局时,是最高法院定输赢。

  
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继续往前看,大约在此前20多年,即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于很多新兴民主政体的挫败,由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民主政体前景黯淡。更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民主化将是下一个时代的主要潮流。

  
根据亨廷顿的说法,第一波民主发生在19世纪早期,主要是民主在西方文化圈的扩张,其标志是普选权扩展到了白人男性。在其顶峰,第一波民主国家产生了29个民主国家。直到1922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上台,第一波民主出现倒退,低潮的时候只剩下12个民主国家。第二波民主浪潮发生在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民主也随之扩张。到1962年为高潮,当时有36个国家被视为是民主国家。但第二波民主也同样出现回潮,在1962年至1970年代中期,民主国家减少到30个。

  
当西方人心目中的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的民主延伸到其他文化-文明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民主”就变成了“民族主义民主”和“伊斯兰主义民主”,或者演变成“民粹主义民主”。显然,这些变种后的“民主”的冲突属性就会得到加强,它们甚至会压制和摧毁原生态的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使得诸种民主形式之间有了内在张力和冲突。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时间轴往前看,再往前推大约20年,即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由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由于很多新兴独立国家纷纷模仿其欧洲宗主国建立自己的政体,当时的国际社会一度对全球民主事业的前景非常乐观。可以说,那就是一个民主的乐观主义时代。

  
当然,这里人们对这两波民主浪潮所产生的民主国家的统计数字,也具有很大的争议。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是有各种财产限制的,而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投票权,更没有考虑进去。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民主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例如瑞典一直被视为是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直到1971年才把普选权给予女性。实际上,前面两波所产生的民主,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精英民主,而非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

  
如果把世界近代政治文明史看做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人类不可阻挡的平等化趋势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化的历史,而民主本身具有冲突属性,民主的历史就是人类利益大冲突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利益冲突在西方国家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时,因而“非历史的”西方行为主义社会科学总是以乐观主义姿态看待民主,即忘却民主的冲突过程而极力推广民主的终端模式,结果却是变种的民主反过来压制甚至摧毁西方人所熟悉的自由主义民主。这种历史的非预期结果肯定不是西方人所乐见的。

  
由此可见,大概每20年到25年就构成一个民主信心指数的周期。人们对民主的信心犹如一个钟摆,总是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来回摆动。或者,如同人们所熟悉的宏观经济周期,人们的民主信心指数大体上也呈现出这样“高涨—衰退—低谷—复苏”的周期性特征。

  
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内部变革,类似的政治变革在1980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在1986年和1988年间扩展到亚洲(菲律宾、韩国和台湾等),然后是1990年代初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的东欧国家。从数量上看,这一波成就最大,在这一波之后,有100多个国家被视为是民主国家。也不难看到,第三波的民主大都是非西方国家。

    

  
借助民主信心指数周期的视角,我们就更好理解,当我们在短期中考察民主问题时,很容易为一时一地的重大事件所左右,或者很容易为一时之间的乐观或悲观情绪所引导,而忽视民主问题背后更长期的结构因素、政治逻辑与历史经验。如果是过分乐观或悲观的情绪而非稳健的理性判断左右着我们对民主的认知,就容易导致我们对民主前景和世界格局的误判。

   民主倒退或回潮

   一、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及其变种

  
所以,能否基于一般的逻辑而非一时的情绪,能否基于历史的经验而非纯粹的学理,能否基于全球的视野而非个别的案例来理解民主与民主化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这正是我撰写《民主的逻辑》一书的初衷。

  
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仍然在变动过程之中。民主仍然在向非民主的国家传播,但一些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则出现倒退或者回潮,也有国家在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例如军人政权和专制)之间摇摆。不管怎样,在民主的传播过程中,不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来。正如西方式民主的产生是西方特有条件的产物,民主在向非西方国家的扩张,也受那里客观条件的制约,从而发生变化。

  
世界上的民主理论形形色色,诸如选举民主、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等各种实证民主理论和这些理论相关的民主形式,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本文所关心的是那些能对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构成重大影响的民主形式,即能够称得上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它们分别是自由主义民主以及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民主变种后的民族主义民主与伊斯兰主义民主。

  
本书既无意过分赞美民主,无意把民主视为一剂解决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更无意贬损民主,无意把民主视为一种必然导向选人不当、低效治理,甚至多数暴政的坏制度。本书希望的是,能够基于学理逻辑和实证经验,对民主与民主化的各种关键议题进行客观、公允、中立的考察,把民主的好与坏、民主化的成功与失败、民主治理的高绩效与低绩效、民主前景的乐观展望与悲观预期都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自己的理性思辨与独立判断。

  
影响民主扩张的最主要因素是地缘政治。实际上,任何政治秩序的扩张都深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历史地看,地缘政治秩序永远是第一秩序,而国内秩序无论是权威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则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然受第一秩序的影响和制约,并且第二秩序本身也必须向第一秩序作调整,直到第一秩序和第二秩序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冲突为止。一个特定的地缘政治秩序会包容很多政体(国内秩序)。尽管它们不会是一模一样的秩序,但必须具有类似性。例如,尽管民主是一国一个模式,但必须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传统上,东亚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具有不同的政体,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也表现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例如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各个国家,都具有非常类似的政治制度。人们可以把一个特定地缘政治秩序内部的政体,称之为“类政体。”

  
把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关联起来的根据是什么?对于西方人而言,民主是以不同的宪法形式呈现出来的(联邦制或中央集权制,国会制或分权制,任期制),竞争性选举与民主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政治两个主要方面是平等和自由,所以西方人熟悉的民主是“自由的民主”。其实,对于民主的本义而言,平等权才是判断一切形式民主的根本标准。在国内政治中,平等权可体现为平等的选举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世界政治中,平等权是种族/民族的平等权或者政治共同体的文化/宗教平等权,是从国内政治的个人权利演变为世界政治的政治共同体的平等权利。其实,如果有人认为把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叠加在一起有问题的话,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叠加同样是问题,正如萨托利所言:自由和民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倾注了巨大努力才把这两个概念糅合在一起。总之,本文以平等权为标准而区分民主的基本形式,有时用于国内政治民主的个人平等权(或者阶级的集体平等权如普选权),有时用于世界政治的集体平等权。

  
具体来说,《民主的逻辑》涉及六个重要问题,分别是:从古到今思想史上的民主论战、现代民主如何起源、民主政体如何扩散到全球、民主盛衰原因论、如何理解民主政体的治理绩效,以及对人类未来民主前景的展望。作者的目标是,借助这部20余万字的作品,读者能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与民主有关的诸问题,进而形成一种更为清晰的民主观。这也是作者对每一位读者的最大期许。

  
从地缘政治秩序的角度来看,西方式民主的扩张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西方国家在把民主从西方扩展到西方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方式,包括殖民地、军事占领、冷战阵线等。首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目标当然不是西方国家为了推行当地的民主化。实际上,在殖民地统治期间,没有一个国家是实行民主的。但在殖民者撤离之后,留下了一些日后产生民主的殖民遗产。同时,在领导人民反殖民地的过程中,很多国家的政治精英大都受西方的教育,他们在国家独立之后,主动引入西方式的民主。

  
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对大家都知道的老冤家,在冷战中打斗不停,纠缠不休。看上去对立的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二者之间却存在共同基础或者享有最大公约数,即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所不同的是,一个是更多的强调自由,一个是更重视平等;在此基础上,一个是更突出经济上的个人自由,一个是更强调经济上的集体平等权。

   是为序。

  
其次是占领,最明显的例子是二战后美国对西德和日本的占领,在占领期间推行西方式民主。在整个冷战期间,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也在西方的压力下逐步实现民主化,至少推行表面上的选举制度。苏联集团解体之后,西方阵营的地缘政治秩序迅速扩展到原本属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苏联本身的解体也促成了很多前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化。

  
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民主来自洛克式自由主义,而洛克式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人财产权。在市场化社会,个人能力的不平等以及继承下来的不平等如财产权,必然导致个人占有财富的不平等,因此洛克式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个人占有主义”,而基于“个人占有主义”的政体即以自由资本主义或放任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并非符合正义原则。〔4〕尽管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很发达,从洛克—托克维尔—密尔到当代的熊彼特—萨托利—达尔,基本上都在谈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特征,而不理会在西方政治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政治决策有着直接影响的大企业。林德布诺姆在《政治与市场》中指出,不关照大企业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还有多少意义?资本和大企业所导致的不平等,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结构性硬伤,即不符合正义原则。

  

  
也有一些地区的民主化主要来自内部动力,但也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东亚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地方的政治精英为了应付来自地缘政治的压力,不得不实行民主化,以求得美国的支持。

  
也正因为其有违正义原则,在历史的政治实践上,以放任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以计划的统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放任资本主义的反面或者补救,计划的统制经济在财产所有制上的国家所有以及期盼由此而带来的人人平等,最终却陷于制度上的统制经济和结果上的经济停滞,因而作为政体的传统社会主义民主也不符合理想中的正义原则,以至于社会主义阵营最终以苏联解体、东欧突变而告终,中国也不得不改革开放并由此而形成混合经济。尽管自由主义民主和传统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内在的冲突性,但并不是不能融通,事实上自由主义民主吸纳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而社会主义民主也汲取了不少自由主义的要素,因为二者之间具有共同的源头,也有自由、平等、民主等最大公约数。在理论上尤其在制度安排上,二者依然会有冲突,但在冷战以后,其冲突的烈度已经让位于自由主义民主与其他民主形式的冲突,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大敌人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变种后的民主形式即民族主义民主和伊斯兰主义民主。

   包刚升

  
辅助于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便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扩张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甚至比地缘政治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的内容。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既造就了中产阶级,也造就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也提高。这些都促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民主化动力。在非西方之外,民主性质的优劣往往取决于这些因素的成长与否。

  
民族主义民主。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平等的自由民主才是民主,其他形式的民主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种看法并不符合理论、历史与现实。

   2018年3月1日于新江湾城

  
不过,这个民主扩张的过程也隐含着民主的危机。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来研究如何扩张民主,但往往对这个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注意不够。很显然,民主在扩张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变种。总体说来,从西方到非西方,民主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在民主内容越来越微弱的同时越来越形式化,也就是西方所普遍定义的多党制和选举。在很多国家,除了多党制和选举,就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其他重要内容。

  
法国革命者在《人权宣言》中明确提出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基于康德的自由和自决观念,费希特(1762-1814)演绎出了民族自决理论。他认为个人的完全自决最终要求民族的自决,因为个人自由只有在团体(包括社群和民族)的生命中才具有意义,个人只有融入整体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这样,在历史上,民主和民族主义几乎是一对孪生概念。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到德国的民族主义,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诉求就是民族平等权。这是就民族主义的起源而言。

  

  
也就是说,在西方民主的扩张过程中,其形式远远多于内容。这种现象其实亨廷顿早就观察到。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亨廷顿一直强调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尽管能够传播到其他国家,但并非具有普世性。但其他学者尤其是把西方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学者,并非这样看,他们把西方民主简单地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政治制度。

  
民族主义的扩大也是世界民主化的产物。“威尔逊十四条”和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指导下的苏俄主动放弃沙皇帝国的殖民地,无疑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性质,事实上也推动了国家关系的平等化。二战后,从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到冷战后的民族主义的复兴,无不与民主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是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平等权的产物。不管自由主义是否承认民族主义民主,19世纪50
年代-70年代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又被称为“民族民主运动”。同时,民族主义的复兴也助推了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因为,民族主义运动总是借助于作为民主工具的选举而达到目的,比如全民公决对于苏联的解体至关重要。也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民主性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号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因而都分别支持有利于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冷战后美国又致力于推动民主化,不得不支持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哪怕是民族分裂主义。

  
[本文系包刚升为新书《民主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所作的序言,原题为“民主信心指数波动的背后”。]

  
西方式民主既然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西方式民主的发展和变化,并不能使人乐观;相反,有很多理由促成人们对西方式民主的担忧。

  
可以认为,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民主也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副产品。吊诡的是,相比于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自由主义民主与民族主义民主之间具有更大的内在张力或内在冲突性,因为强调具体平等权的民族主义很多时候无视个人权利,或者说不得不为了整体的“民族”而牺牲掉个体的“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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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主义民主。如果说自由主义不愿意把民族主义与民主结合在一起,更不愿意看到“伊斯兰主义民主”这样的概念。但是,无论是伊斯兰主义本身的内涵,还是伊斯兰主义的产生与复兴,都与民主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在教条意义上,伊斯兰教因为强调服从真主似乎与民主原则有冲突,但事实上各宗教都如此,都强调神的意志的至上性,都是与民主根本对立的。不同宗教的某些教义可以支持民主的某些理念,为推行民主提供有限政治资源,这是量上的差别。〔5〕伊斯兰主义是以真主为中心而强调人人平等的教义,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号召穆斯林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消灭等级差别,使人们融为一体,回到早期伊斯兰教生活中去。再则,在强调协商的同时,《古兰经》明确提出的另一个民主原则就是公议(Ijma),它要求通过社区的一致同意或是集体判断来作出决定。按照埃及著名伊斯兰学者阿卡德(Abbas
Mahmud AL -
Aqqad)的解释,公议“是伊斯兰对于民主选举最完满的解释和范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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