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京官网入口】潘知常:美学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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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马克思《手稿》中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对象化、自然人化、直观自身等等表述,都为实践美学所吸收,写进了一系列论文与教材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证中。例如,就美的根源来说,“美既不是物的自然属性,也不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它的根源深深地蕴藏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因此,要探索美的规律,把握美的本质,不能到物的自然属性中去找寻,也不能到人的主观意识中去找寻,而应该到人的整个社会实践,首先是到人的劳动实践中去寻找”[6]。就美的本质而言,美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把自己掌握真和实现善的进行自由创造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中感性显现出来的结果”[6]新葡京官网入口,。简言之,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肯定和表征人的本质的形式,由于人的本质被理解为“自由”,因此美又被规定为自由的形式。总之,美离不开人的活动,尤其不能脱离人对客观对象世界的改造,对象世界之所以美,完全是由于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意志、理想和智慧,看到了自己改造自然、征服对象世界的伟力。

一、场外理论转场是构建美学话语体系的合理性路径

  
在此基础上,中国当代美学所能建构的美学是如何虚幻就可想而知了。就以“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这一由实践原则推演而来的美学命题为例。

以实践论作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缘自马克思极为重视人类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将实践论作为自己唯物史观的核心与基石,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主张对事物、现实、感性,应从实践去理解。而对于实践,马克思“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正是对客观物质实践活动的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别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又有别于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当然,实践美学之以实践为基础,除了这番理由,更为直接的原因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5]除肯定客观的物质实践是人确证自己的根本手段外,马克思还直接将劳动实践与美的创造联系起来:

关键词:理论转场/美学话语/本土化/当下化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确实是马克思所使用的理论命题,然而,以我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浅见来看,与其说它们是美学命题,远不如说是哲学命题更为恰当。马克思使用这些理论命题的主旨,是为了从实践的角度恢复人的真正地位,指出人类的感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最为重要的事实,但他从来就没有把这一事实唯一化,更没有把这一事实美学化。

对实践美学诘难的现实依据,限于篇幅,我们不拟深谈,我们想着重讨论的是这一诘难所依托的深厚的美学传统。现实与传统原本就有继承的一面,对传统的探讨无疑也会深化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如果我们不是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美学丰富的审美经验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就会感到,实践美学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如何解释中国传统美学对本色天然之美的追求。在这里,我们明显感到了实践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尖锐对立。实践美学重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重人的印记、重人为之美。与此相反,中国传统美学重人的主体力量的消解,重本色天然,是一种以本色天然之美为最高审美理想的本然美学。古代中国的这一美学体系,以其丰富的审美经验再次显示了实践美学所谓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一美的本质之规定的片面性。

内容提要:自觉地对各种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进行理论转场是构建当代中国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理论转场过程中,场外理论必须面对当代中国的审美生活、置身当代中国的审美经验、言说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并将理论转场的本土化、当下化设定为构建当代美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现实性的内在规定,才能形成总结中国审美经验、阐发中国文艺实践、具有强大信服力和现实影响力的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

  

在与动物生产活动的比较中,马克思明确阐释了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独特品质,这就是人能超越特定动物的“种的尺度”来生产。实践美学派在释读这一段言论时,大都将“种的尺度”理解为人类自身的目的、意愿。因此,人类的劳动实践自然成为“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实践活动。于是,马克思《手稿》的基本思想就是将实践认定为人对象性的活动,人通过这一活动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使自己“内在的尺度”——本质力量实现于对象之中,自然于是人化,对象由此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美由此而得以产生。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审美活动通常是一种感性的愉乐活动,个体化与感觉化是其基本特性。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文艺实践活动是一种典型的情感观照活动,感性形象性和情感体验性是文艺活动的根本规定性。美学作为关于社会生活中审美经验和文艺活动的逻辑建构与理性表达,其理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本路径,是对感性的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活动的普遍性归纳和概念性总结。感性的现象不能自主转换为理性的本质,普遍性归纳和概念性总结的手段、方法、观念,通常从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场外的其他场域理论中借用或沿用。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美学的主要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大多源于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可以说,各种场外理论为美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理论观念和方法手段,这既是美学构造其话语体系的不争事实,又是美学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的关键在于,场外的理论必须能够面向审美活动,能够走进文艺实践,能够有效地言说文艺文本和审美行为,能够合理地昭示审美与文艺的本质与普遍真理,这就需要理论转场,即各种场外理论从他场转进审美经验与文艺实践的在场,成为关于言说审美经验和文艺实践的美学理论。理论转场是理论成为美学理论的合理性所在。凡不能走进审美世界言说文艺文本与活动,揭示关于审美活动、文艺实践本质与普遍真理的理论,也许是关于其他场域的理论和学说,但绝不是真正的美学理论。如其自诩为美学理论,那只能是张江教授所说的“场外征用”,是对审美活动与文艺实践的“强制阐释”①。

  
理性主义渊源于西方古希腊文化的理性传统,其间经过中世纪的宗教主义的补充,以及近代社会的人文精神的阐释,最终形成一种“目的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传统。这样,绝对肯定理性的全知全能、关注超验的绝对存在,并且刻意强调在对象身上所体现的人“类”的力量,就成为西方文化的必然选择。

任何美学理论,皆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为其背景与前提。实践美学之名“实践”,根本上缘于它以实践论作为其哲学基础。拿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来讲,无论是李泽厚先生,还是蒋孔阳先生,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相同的。李先生在发表于1962年的《美学三题议》中就认为:“只有遵循‘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实践对现实的能动作用探究中,来深刻地论证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性主要就是阶级性),从主体实际中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关系中,实即从‘真’与‘善’的交互作用和对立统一中,来看‘美的诞生’。”[1]在后来的《美学四讲》中,李先生也说:“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2]蒋先生尽管在许多观点上与李先生不同,但也同样认为,“不能离开人类的劳动实践,来抽象地孤立地谈美的规律”[3],“美是人的劳动所创造的”[3]。

中国古代美学博大精深,绵延不断。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的伦理学思想、哲学思想始终为其提供着理论观念和思想方法的支持。在中国古代思学行一体化的文化生活方式与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理传统中,中国古代伦理学、哲学思想观念浸润在中国古代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中,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古代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的直接理性表达。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念,同时也是关于审美本质的美学关键词。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本体论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审美理想的最高定位。自秦、汉以降,儒家“仁爱”、“中庸”的伦理学范畴成为诠释文艺文本,评价文艺活动的基本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主导风貌。先秦孔子的“诗无邪”、“尽善尽美”、“兴、观、群、怨”,孟子的“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事”;两汉司马迁的“发愤以抒情”,《乐记》的“声音之道与政通”,《毛诗序》的“诗言志”;魏晋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南北朝陆机的“诗缘情”,刘勰的“文之为德也大矣”、“风骨”;唐陈子昂的“兴寄”,韩愈的“气盛言宜”、“不平则鸣”,白居易的“为事”,杜甫的“不薄今人爱古人”,皎然的“诗教”;宋代欧阳修的“兴于怨刺”,王安石的“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明代叶燮的“理事情”、“才胆识力”,谢榛的“体志气韵”,李贽的“童心”,袁宏道的“性灵”;清代王士禛的“神韵”,沈德潜的“格调”,袁枚的“性灵”等种种中国古代美学概念范畴,皆蕴涵着深远的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但又是对中国古代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最地道的经验言说和理性概括,是真正的古代中国本土美学话语。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传统美学的逻辑起点。

应该承认,实践美学所强调的人类物质实践活动,是人摆脱动物界、实现自然向人生成的根本途径。没有劳动实践,审美活动的主客双方皆不能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活动不但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第一前提,也是人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不过,人固然有脱离自然界,走向文明、文化的实践的一面,然而也同样有因源自自然,曾经与自然一体而隶属于自然界的另一面。人类非实践的这后一方面,虽不是马克思《手稿》中探讨的重点,但也并未被马克思所忽略,对此他明确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关于这点,容后再论。由于实践美学蔽于人的实践而不知人属自然的一面,因而它就无法对人类的一切审美经验作出合理的解释。实践美学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难题是:人类何以对未经改造加工的天然之美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依据实践活动何以解释天然而并非人为的美?过去在谈到自然之美的根源与本质时,实践美学大都依据“自然人化”一说,认为尽管从天然之美中虽无从看到人化痕迹,但从所谓总体意义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人已经变成了自然的征服者、主宰者,因此它同样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让人感到美。有的论者还以天然美重在形式以求自圆其说。他们认为,经过成千上万次重复观赏自然物的样子,人们不再去考虑它的内容、它与实践活动的内在联系,而能直接观照其形式、样子获得美感。对于这些解释,只要我们稍稍对自己有关天然之美的经验进行反省,就会发现这些看法并无多少说服力。如果说,人也是因为成为了自然的主宰才欣赏天然之美,那为什么人们对天然美不但喜好,而且这种喜好的程度还胜于人为加工之美呢?照实践美学的逻辑,应该是越能显示人的本质力量、人为印记的对象越美,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如果说天然之美是在形式,那它为什么常常让人心醉神迷、留连忘返?如此强度的美感,侧重形式的美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的。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20164期

   二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侍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

当代美学用非美学理论话语扫荡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活动,造成当代美学疏离中国审美现场,对活生生的文艺生活失聪、哑语,美学已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具普遍性、最富时代性、最有能指性的思想理论交往的公共话语,矮化为少数专家学者的“理论”独白。一句话,当代美学话语正在慢慢失去其社会实践性。当代美学失聪、哑语症状的主要病因,既源于多年来美学撤离中国火热的文艺现实生活,严重气血乏匮;又根于当代美学与中国本土美学传统自断血脉,美学的民族精神先天不足;还与误读西方理论,食洋不化所造成的后天不良直接相关。要言之,在于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未能真正进入当代现实的审美文化与文艺实践的场中,关键话语与主要表达功能没有实现真正的理论转场,而是处于当代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的场外。同时,西方美学话语没有中国化、中国传统美学概念没有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当代中国主流文艺理论没有当下化。可以说,当代美学理论的主要话语和关键表达功能并没有现实地转进中国本土当代审美经验中,尚在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场外踯躅。因此,构建当代中国美学理论话语体系,最重要的路径就是自觉地对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进行理论转场,并在理论转场过程中使之本土化、当下化,使之成为面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置身当代中国审美生活、言说与表达当代中国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活动,并具有广泛话语影响力与巨大社会参与度的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

  
然而,上述“失误”可以说在美学界尽人皆知,但却从未有过稍微认真的纠正,原因何在?看来,除了思维方法方面的偏颇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关键词:实践美学/本然美学/天然/人为

作者简介:张政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剖析过的,西方人由此发现了人类深刻地区别于动物和大自然的魅力所在。于是,
就力图在一切事物身上打下人类的烙印。在一切对象的身上,都希望发现人的力量、人的伟大,似乎不把世界的面目塑造得与人类自身相近,就不会得到安慰,也很难找到自己的家园。整个西方开始在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中运思,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非真实与真实、能指与所指……的划分,意义的清晰性、价值的终级性、真理的永恒性以及“元叙事”、“元话语”、“堂皇叙事”和“百科全书式的话语世界”的追求,人为地构筑了一个规律井然的世界。一切现象都在逻辑之内,都是有原因的,找不到原因的就是违反逻辑的、偶然的。世界因为被赋予了一个外在的”目的“和“人类中心”而确立了一种虚假的稳定感。4

其实,实践美学在解释天然之美时如果仅仅面对这样一番诘难,它也许会被视之为个别的、一时不正常的审美的心态使然。然而,若循着以上的诘难深思,我们会发现实践美学面临的这番诘难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现实的依据与深厚的传统。就现实的依据来说,当今人类已经明显地从自我的崇拜走向自我的检讨,开始深刻地反省自己作为自然主宰与征服者所带来的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恶果,以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为特点的绿色文明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与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当代人对原始天然之美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浓厚兴趣。对于这些,也许有人会说,不能因为实践活动中人的“妄作”而否定实践,实践的初始状态本来就无从充分地预先确定结果状态。但我们接着也会同样反问,实践既然有如此难以克服的问题,何以还要以它作为对美之根源的唯一解答呢?有的论者根据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种的尺度”、“内在尺度”而认定人的实践活动是合规律与合目的,即真与善的统一。我们想,且不说马克思没有这样直接的论断,即使人类劳动可作这样的理解,那也是理想的、应该的劳动,如马克思上面所说的那种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真正的生产”。而现实的实际的劳动,正如马克思生前所目睹的劳动活动,大都体现出异化劳动的特点。人类迄今为止的劳动实践,完全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劳动是没有的。拿目的来讲,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带来的一切很难与其当初的设想完全吻合。至于规律,对规律、真理的认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过去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到了现在也许就成了谬误。既然迄今为止的人类实践活动很难既合规律、又合目的,它当然就难以充任美之根源的唯一角色。从当今人类对原始天然之美的偏好,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人类对既往活动的深刻反思,对其中谬误与无知的愧悔。既如此,如果我们仍然抱着实践美学不放,至多对它作局部的修修补补,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为此而懊悔!

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资本的生产与消费、把握世界的方式、历史的发展动力与评价标准等核心观念、关键范畴,源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然而,这些来自审美活动、文艺实践场外的关于世界、历史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观念,面向审美活动,深入文艺实践,以欧洲具体文艺文本和共同审美经验为阐释对象,揭示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与消费的特殊规律性,昭明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审美异化与复归的必然性,披露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审美文化和文艺生活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解放的现实性,解释了古希腊艺术高峰不可企及和不可重复的社会发展客观根据,阐发了悲剧与喜剧戏剧冲突的历史客观性,描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世界文学,评价了英法现实主义作家通过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来透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肯定了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超越,通过这种理论的转场,来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场外理论成为真正场内的美学理论话语。

  
我们知道,从实践活动出发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实践原则就应该成为唯一原则,更不意味着实践原则就应该成为美学原则。事实上,人类的实践活动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1;也只是一个事实存在,而不是一个价值存在。我们固然可以由此出发,但却应该进而走向一个具体性的美学原则,
固然可以从自身的价值规范出发去对它加以规定,但却不能把这种“规定”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践活动本身等同起来。换言之,本来,从实践原则出发,我们应该探讨的是审美活动的实践本性,但是,现在我们却停留在实践原则的范围内,转而探讨起实践活动的审美本性。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实践的成果与美学的成果统统被放在同一层面,被看作同一系列的范畴,以至于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实践活动不能与人类的审美活动相互等同,
更不能与人类的最终目的的实现相互等同。否则,就会为实践活动涂上一层伦理色彩,
从而使“目的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传统乘虚而入。

Theory Transfer to Another Area for Application and Its Localization and
Being at Present: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Build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odern Aesthetic Theory

  

自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讨论到80年代的“美学热”,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实践美学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仅仅翻阅一下20世纪80年代那些林林总总的《美学原理》、《美学概论》,就很难找到一本不谈实践的。实践美学的这一显赫地位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受到挑战。以杨春时等先生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一派,针对实践美学“理性主义”与“现实化”的倾向,提出了以人的存在——生存为本体论基础、以自下而上为逻辑起点的“超越美学”。显然,“超越美学”将反思的触角深入到了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因而远较以前对实践美学有过的诘难更具深刻的意义。不过,也应看到,“超越美学”尽管变实践本体为生存本体,注意到了个体存在与活动的丰富性,但它对“生存”理解仍然是偏狭的,因而它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仍然是不彻底的。20世纪已经过去,在人类已经开始对自身的实践活动进行深刻反省的时候,实践美学当然不应该被我们置于反省的目光之外。诚然,实践美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圆融无碍地解释我们的审美经验,给美的本质作出说明,但它又绝不是普遍适用的,它不可否认地存在着理论上的盲区。说得具体点,在崇尚主体力量的西方传统审美活动中,实践美学虽说不上游刃有余,无懈可击,但至少能作出大致合理的解释。不过,在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审美活动范围内,它就常常捉襟见肘,时露窘态。我们认为,从有着丰富审美经验的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出发考察实践美学,对于从根本上认识实践美学的失误,建立一种真正具有当代意义的美学新体系,无疑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