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信息传给李雪峰、邓子恢。邓和李都表示同意这种考虑。

1946年8月,邓子恢在《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一幅中国的缩影——鹅钱乡看来,就使我们深深理解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是要求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基本政策,只有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只有达到耕者有其田,使农民个个有田耕,有衣穿,有饭吃,不致人弃于地,才能使中国土地生产大大增长,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工业市场大大扩张。只有如此才能扫清中国封建残余势力,才能铲除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下层基础,也才能割断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的内奸助手。因此,土地改革是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两个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是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关键。谁不赞成土地改革,或者对土地改革运动消极怠工,甚至阻碍破坏,他就是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利益,就是阻碍中国走向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大道,就是革命的罪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新葡京官网入口,  
一天晚饭后,林彪拉我出去散散步,夕阳斜照,我们沿着黄河大堤信步走去。散步当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对七届二中全会的传达,大家有什么反映。我说,我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不知中央说今后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含义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带动乡村。过去,以农村包围城市,今后有了城市以城市带动乡村,但问题在具体的工作步骤怎样安排,农村还遗留一个反封建的任务必须完成,似乎不宜拖后。林彪说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的理解,二中全会并未明确地区分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和以城市为中心。按道理似应是以城市为中心。他考虑到汉口以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广大的新区,在这个地方究竟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从长远看,可以说是城市带动乡村,但从眼前说,还是应首先解决乡村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因而工作重点仍应先放在农村。在他看来,这是首先让哪只脚先迈出的问题。

1932年7月,邓子恢到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从7月30日兼任代理土地部长,从1933年2月起兼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不久又担任了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委员和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在主要抓财政工作的同时,挑起了领导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重担。1932年12月28日,他以代理土地部长的名义发出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号召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强调严格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严格禁止混淆阶级阵线和侵犯中农利益。训令指出:“第一就要分清阶级,把隐藏着的豪绅地主通通清查出来,……但同时要注意不要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做地主,特别是游击队向白区游击时要坚决纠正过去不分阶级的不好现象。这是破坏阶级战线,把群众送给敌人去利用,结果只有造成钢墙铁壁的赤白对立,这简直是自杀政策。”
在王明“左”倾土地政策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这样明确地强调严格执行阶级路线,是很不容易的。因而从1933年6月开始,他的正确主张就被当作“机会主义”加以批判。

为了在农村反霸斗争过程中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新区在土地改革开始之前,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和退押工作,主要是减少农民交给地主的一部分地租额,一般为“二五”减租;同时减交农民向地主借贷的一部分高额利息。针对南方土地租佃关系中广泛存在的押租制,即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时必须先交纳押租金,人民政府规定:在原则上地主应将押租金退给农民,但不应翻老账,不应计算利息。开展减租、减息和退押工作,是从经济上反对地主阶级的地租剥削,包括地租以外的额外剥削的重要步骤。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所受的经济剥削,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受到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较快恢复和发展。

    

邓子恢这种循序渐进、有准备地开展运动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土地改革中的一些“左”倾错误,就是由于违背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犯急性病而导致的。如果按照邓子恢的这种主张去做,土地改革就会搞得比较稳妥。

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在新解放地区,人民政府首先着力剿灭股匪,安定社会环境,发动农民开展反霸斗争,推翻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政治统治,严惩那些依靠或组织反动势力称霸一方,用暴力和权势欺压、掠夺人民的乡村恶霸。通过反霸斗争,建立起以农民基本群众占优势的基层民主政权,为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准备了必要政治条件。

进入 杜润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区
  土地改革
 

到解放战争时期,邓子恢对土地改革中的阶级路线阐述得更加全面了,特别是突出地强调了依靠贫雇农的问题。在1946年8月写的《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他说“无论哪一步骤,都可以看出贫雇农是土地改革的主力军,中农是参加附和守中立,而富农则是投机取巧,企图侵吞斗争果实”,“从此我们可以理解到党在农村斗争中,是依靠农民,而不是依靠地主,是依靠贫雇农,而不是依靠富农,也不能依靠中农,这不仅由于贫雇农占农村人口绝对大多数,而且由于贫雇农最穷苦,最受罪,最需要土地,最不怕损失。因此在斗争中,也是最坚决、最积极、最彻底的主力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土地改革中,如果我们不依靠贫雇农,而去依靠富农,那包你土地改革不起来,包你革命要失败。……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中农,而不去依靠贫雇农,如果我们的农村支部与领导骨干是建立在中农的基础之上,那么就包管你这个支部是妥协的,不敢斗争,不敢进行土地改革,或来一套假分田。到了时局变动时,中农就会动摇害怕。所谓变天思想,就是中农动摇的典型表现”
。正是根据这种分析,他赞扬了鹅钱乡依靠贫雇农,通过贫雇农去团结中农,对富农进行又斗争又联合,对地主采取分化改造的做法。

同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新解放区各地情况不同,在土地特别少的地区,如果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便无法解决大多数贫雇农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建议在政策执行上应有一些机动性。中央认为上述意见是以不同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不同为依据的,决定在保存富农经济这个基本政策统一的前提下,对富农多余土地的处理,允许某些特殊地区因地制宜。

  
听说中央全会中黄克诚和饶漱石在富农问题上发生争论,饶拥护中央的意见,黄主张采纳邓子恢的意见,相持不下。后来中央决定富农仍予保留,但允许个别地方因地制宜,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实际在执行中,至少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富农多余土地还是全动了。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成份,那么在民主革命时期消灭富农经济,就应重新评价了。

同年8月,邓子恢还在《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指出:“发现与争取当地积极分子,成为运动的核心,是开展运动的中心一环,而在运动中继续发现积极分子,团结积极分子,大胆提拔积极分子形成新的组织核心,并以此来改造旧组织,或加强旧组织,又成为巩固运动胜利的基本条件”;同时,还要注意“突破一点”,以“推动全局”

封建土地制度是造成农民贫穷和农业生产落后的总根源。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纲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还有2/3的地区存在着封建土地制度。在大约有29亿农业人口的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基本胜利,但它的经济纲领尚未彻底实现。

  
这次毛主席是同意了我们一个意见,否定了我们另一个意见。后来中央全会,黄克诚、陈正人留下参加,我和刘建勋提前回来,绕道济南,看望了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并向他作了汇报。他向我们介绍了东北让出城市,占据两厢,发动群众,壮大我党力量的经验。今天回想起这两次会晤,浮起文革时期林的另一种形象,不禁要说:人是会变的。

1948年8月,邓子恢写的《农民运动的三个过程》,则分析了农民运动及土地改革的一般规律,指出农民运动一般分为三个时期。初期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所有地主阶级,而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即直接掌握统治权的国民党县、区、乡长及乡村中的豪强恶霸,斗争口号:在蒋管区主要是反三征(即反对征兵、征实、征借),反掠夺;在日本投降后的收复区就是反奸清算;现在在新解放区则是防匪自卫、合理负担、清算恶霸为主。运动中期是农民与整个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打击对象不是某些地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但不是消灭地主,而是在经济上削弱封建剥削,在政治上打落其统治地位,即打落其政治优势,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赎当地,借粮,以至发展到算旧帐运动。运动终期则是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并消灭半封建地主性之旧式富农,这是地主与农民你死我活的阶级决斗,是农村中最残酷也是最彻底的阶级斗争。因此,这个斗争必须依靠雇贫农,并紧紧团结中农,争取新式富农,同时还要善于分化地主阶级,把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区别开来,把反动地主与开明地主区别开来,而加以不同的待遇与适当的照顾,绝不能黑白不分,打倒一切。在斗争步骤上,仍可分为两时期;土改初期以分配土地及没收大地主、恶霸地主之浮财为主,不要普遍去搞浮财,俟土地分配完毕再去进一步搞浮财,但就在这时,除了少数为群众所痛恨之坏分子外,对一般地主,也不应一律采取“扫地出门”办法,不要过分强调追底财,而以调整浮财及罚款办法为宜,对一般地主仍应照顾他能够继续生活,以便于转入生产,在劳动中改造他们。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全国土地改革前农村各阶级占有耕地的情况是:占农户总数不到7%的地主、富农,占总耕地的50%以上,而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农、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14%,处于无地少地状态。地主人均占有耕地为贫雇农的二三十倍。农村存在着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从新区农村总的情况来看,贫农、雇农和中农虽然耕种着90%的土地,但仅拥有少部分土地的所有权,所承受的地租剥削是很沉重的。因此,《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大约在1949年5月,新建立的华中局在商丘召开第一次会议,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是传达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因为邓子恢参加了会议,所以由他传达。林彪等人正从北京南下抵此。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在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中,当时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点,是中央提出今后工作的重心要由农村移向城市,城市则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1947年7月3日,他在致刘少奇并转中央的信中,则重点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指出“这是贯彻土改的基本关键”。他说“许多地方土改不彻底,主要是由于违反群众路线,不把大权交给农民,而采取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干部路线”等原因。而群众路线同阶级路线是分不开的,因此还“必须解决党的建设问题”

这样,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搞“一刀切”。这项政策有利于从政治上中立富农,更加孤立地主阶级,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并有利于鼓励中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防止土改运动中出现“左”的偏差。

  
随后我们列席了中央会议。会议是由毛主席主持。中央此次会议,先讨论婚姻法草稿(由党的妇女委员会主任王明提出解释),后讨论土改。记得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教育农民注意节约,分田后大吃大喝不好,应该教育防止。毛主席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免,此后注意就是了。”毛既讲理又讲情,这一点,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通过这两次会面,我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很和气,注意听取别人意见,具有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风度。

邓子恢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土地问题专家。他领导了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华中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参与了中央一些重要土地政策的制定,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威信。下面,仅从他起草或主持制定的一些土地政策以及他的一些论述来看一看他的农民土地思想。

根据已经建立全国性人民政权的新形势,党总结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中国的富农分为资本主义富农和半封建富农。据新解放区的典型调查,土改时富农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3%左右。富农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是对富农采取什么政策,对农民中的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有着直接影响,对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会产生影响。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解放区农村政策时,提出江南土改要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1950年3月,毛泽东为征询对待富农政策的意见致电各中央局,提出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这样,更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防止发生过左偏向。另外,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减少社会震动,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较为妥当。

  
后来在另一次会议上,还引出一个城市工作应从哪里入手的问题。邓子恢提出意见,城市工作要从商业入手。林彪和常委也表示同意,决定请示中央。报告是邓子恢自己起草的。结果中央没有表态。据传说有人批评,“这是屈服于资产阶级压力”,十多年后成为邓子恢的一条“罪名”。

这些政策和办法,比中央及有的根据地实行的没收一切土地甚至打乱平分的办法要好得多,因而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在试点的基础上,不到半个月,溪南区便顺利地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使近两万名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农户总数中有50%—70%增加了收入,并加大对生产的投入,初步改善了生活。同时,许多农民在这场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各地建立起以农民积极分子为骨干的具有战斗力的农民协会组织,以及青年团、妇联、民兵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农民的政治优势,为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提供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杜润生 (进入专栏)
 

三 关于土地改革的策略与方法

  
50多年前,1947年的6月,刘邓大军南下挺进中原,我随军第一批出发,并从太行区委调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担任秘书长一职。这一年我正是34岁。两年以后,1949年5月,中原局改组为华中局,领导人原是邓小平,不久改为林彪。我仍担任秘书长。当时中央决定二野到西南,三野到华东,四野到华中,邓子恢是离三野留华中的,李雪峰和我算是二野留下的人,人员就由这三方面的人组成。林彪仍任第一书记,罗荣桓第二书记,邓子恢第三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华中局下属的地区,有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武汉六省一市,下设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分管广东、广西。

(本文为青岛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一书的第三章第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