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彬县发掘出巨型仰韶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陶鼓的初步研究…………………………………………………………费玲伢(295)


本网讯[2010.12.28]:2010年12月16~19日,由中国南京博物院、韩国湖南文化财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古代东亚土墩遗存及其社会——中韩土墩墓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博物院召开,来自韩国湖南文化财研究院、大东文化财研究院、忠清南道历史文化研究院、全北大学校博物馆和中国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博物馆、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阖闾城遗址管委会、句容市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从事土墩遗存研究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卜辞所见商王田猎的过程、礼俗及方法………………………………………………刘 桓(321)

开幕式由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林留根所长主持,王奇志代表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湖南文化财研究院林永珍院长、江苏省文物局博物馆处束有春处长分别致辞。

鲜卑墓葬研……………………………………………………………………………韦  正(349)

陕西省彬县发掘出12万平方米的巨型仰韶文化遗址

学术研讨会由著名的商周考古专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邹厚本,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宋建和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分别主持,韩国湖南文化财研究院的孙璐和浙江省博物馆的顾幼静任会议翻译。

陕西彬县水北遗址发掘报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379)

——史学价值可与西安半坡遗址相媲美

李伯谦、宋建、邹厚本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楠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学锋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黄建秋教授、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宫希成研究员、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李晖达研究员、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研究员、韩国湖南文化财研究院林永珍院长、韩国湖南文化财研究院全南调查研究室卢美善室长、韩国湖南文化财研究院文化事业研究室朴琇铉室长、大东文化财研究院曹永铉院长、全北大学校博物馆金承玉馆长、忠清南道历史文化研究院历史文化研究室李勋室长等作大会发言与演讲。

江苏金坛裕巷土墩墓群一号墩的发掘…………………………………………南京博物院(413)

近日,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彬县水北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该遗址发掘出仰韶文化中期至晚期重要遗存,特别是所发现的超大型房址,是迄今为止在陕西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最大仰韶文化房址。水北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古学文化面貌、文化谱系、聚落形态演变规律等学术问题将有较大的推进作用。

李伯谦先生用“新收获、新思考”总结了江苏句容、金坛土墩墓群抢救性发掘考古成果,对一墩一墓、一墩多墓、向心结构等土墩墓发掘历史上所存在的重大学术问题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作了科学的点评。李伯谦先生强调,要将层位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到墓葬的发掘之中,以埋藏学理论为指导,将土墩墓的形成过程从动态的角度作剖析和梳理,从考古学理论和考古学方法论的角度对土墩墓的发掘和进一步深化研究等方面做了精辟的阐述。

 

陕西省彬县地处渭北的中西部,是周朝先祖公刘开国奠基之地,《诗经》中十五国风之一的《豳风》,就是这一带先民劳作生活的记录。今年7月份,银高速公路陕西彬县段开工建设,在地质文物勘探过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掘出了位于彬县炭店乡水北村五组的水北遗址。遗址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6米。考古队从7月到11月,发掘遗址面积近1500平方米,发掘出仰韶文化中晚期灰坑107个,房址4座,陶窑1座,墓葬3座,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

宋建先生论述了中国江南土墩墓主要指夏、商、周时期分布于长江下游南部的墓葬,以地表堆筑土墩为基本特征,墓葬随葬品以印纹陶和原始瓷为主。宋建先生指出,目前发现的早期土墩墓主要分布于闽、浙、赣交界地区,赣东北是值得关注的地区,并从江南土墩墓的起源及江南土墩墓的“建筑”与墓室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考古学报》2009年3期内容提要

水北遗迹的主要发现有房址、窑址、墓葬和陶

邹厚本先生提出了江南土墩墓需深入探讨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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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土墩墓与石室土墩分属不同结构的文化遗存或遗迹现象,不能混淆,两者形制与结构不同,伴出土的器物群组合有一定的区别,其分布区域和所在位置也不尽一致,石室土墩遗存不应归入土墩墓范畴;

新石器时代陶鼓的初步研究

二、江南土墩墓应从江苏的宁镇地区和安徽漳河流域分布密集、规模宏大的特点探索,土墩墓主与密集聚落遗址和开采古铜矿有直接关联;

费玲伢

三、已发表的浙南、闽北的土墩墓资料,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埋葬习俗、构筑特征、陪葬品类别、造型以及时代上分析与以往认定的苏南、浙北、皖南一带的土墩墓有一定的差异,仅封土“不封不树”而已,因此江南土墩墓的区、系、类型研究亟待深入研究。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南京  210016)

杨楠先生对中国江南地区土墩墓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若干问题,并概述了土墩墓是夏、商、周时期广泛流行于江南地区的一种特殊埋葬形态。北自长江沿岸,南抵武夷山东麓,西起宁镇丘陵地区,东达舟山群岛,即目前所知土墩墓的大致分布范围。由于该类文化遗存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相对保存状况好,从而成为探索江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追寻吴越文化的源流、讨论中国古代坟丘的起源、开展与周边各国同类遗存的比较研究等一系列重要课题的重要依据,土墩墓的发现与研究也因此而格外引人瞩目。

   
陶鼓是我国史前考古中常见的器物,以往由于对其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往往将其与其他器物相混淆;而对陶鼓进行的专题研究更是匮乏。

张学锋先生就江苏连云港“土墩石室”遗存性质,尤其是其与新罗移民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通过整理江苏省连云港地区“土墩石室”的调查发掘资料,对前人提出的“吴越石室土墩文化圈”及春秋吴国“军事设施”等学说提出疑议,赞同唐墓说。张学锋先生还利用了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关于唐代连云港地区新罗移民的记载,在考察朝鲜半岛5~8世纪横穴式石室墓的基础上,提出了连云港地区“土墩石室”作为唐代新罗移民墓葬的可能性。

陶鼓的出现与我国礼乐文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礼”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殊的文化现象,礼乐文化贯穿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始终,礼乐文化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核心。

黄建秋先生对中国土墩墓与韩国马韩坟丘墓展开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的土墩墓与韩国的坟丘墓形态相似。韩国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认为韩国马韩地区坟丘墓与中国吴越地区土墩墓有很多共同点,不排除中国江南吴越地区土墩墓是马韩坟丘墓源头的可能性。吴越地区土墩墓流行于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5世纪,马韩地区坟丘墓最早上溯到公元元年前后,两者相隔500年,时间差过大,原因在于没有为坟丘墓找到适合的比较对象。江南地区商周时期有土墩墓,汉代也有土墩墓。汉代土墩墓的许多要素源自商周时期土墩墓,如土墩墓成群分布,每群中有多座土墩墓;土墩规模大小不同,土墩内分层与墓葬数量多寡不一;底部平整,有的整个底面或四周铺垫一层砾石。其中不少特征与坟丘墓的相同,两者之间在时间上吻合。马韩坟丘墓是马韩借鉴了汉代土墩墓部分要素——堆筑土墩为墓地、砾石铺在墓底、木棺作葬具、根据需要加筑土墩追葬死者等,是融合了两种文化因素的墓葬形式,是典型的折中型墓葬。

本文首先对史前陶鼓进行了定名与定性,并根据文献和以往的研究确定了陶鼓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将我国的史前陶鼓按出土情况划分为辽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对各流域出土的陶鼓进行了分类研究。

李晖达先生通过回顾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浙北开展的汉代土墩遗存发掘工作,总结出汉代土墩作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而存在,单纯对土墩内部保存的墓葬进行个体的研究已经不足以概括汉代土墩的整体文化内涵了。针对浙江汉代土墩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现状,李晖达先生指出将浙江地区的汉代土墩遗存作为一种整体的考古学对象进行研究,对于胡继根先生提出的“汉代土墩墓”概念的定义还处于探讨性阶段,今后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类遗存的社会文化性质进行更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去探索这一文化现象的演化及传播关系。

   
综合研究的内容包括史前陶鼓的名称和用途、史前陶鼓的产生、发展与传播以及史前陶鼓文化圈与民族文化圈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陶鼓最早出现于淮河流域的北辛文化时期,然各流域流行的陶鼓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陶鼓繁荣于仰韶文化时期,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各流域的陶鼓产生了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至龙山文化时期,陶鼓急剧衰落;根据分布情况,可划分为五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陶鼓文化圈,与之相对应的是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陶鼓文化圈的分布与我国古代华夏、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五个民族文化圈基本重合。

宫希成先生通过对“皖南土墩墓群”中的万牛墩土墩墓群的地理坏境和分布范围的调查,初步将万牛墩土墩墓群划分为五个区域,并对每个区域的分布范围、墓葬的数量、分布状况、墓葬规模等作了介绍,并总结出万牛墩土墩墓群的分布特点。根据发掘和调查情况,对万牛墩土墩墓的营造和土墩的结构总结出五个特点;对土墩中的单体墓葬也总结出浅坑型、无坑型、石床型三种营造型式。通过对万牛墩土墩墓出土器物的质地、器型分析,万牛墩土墩墓群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通过对史前陶鼓的研究,表明了鼓在我国古代社会礼乐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而我国史前陶鼓所代表的原始礼乐文化,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礼乐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演进,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宝山先生通过自2007年以来对位于无锡市西南部,南侧紧靠太湖,西侧与阖闾城遗址相邻的龙山山脉的调查,发现沿龙山山脉及其支脉的山顶及山脊都有石室土墩墓分布,其中分布在主脉和部分支脉的石室土墩多被石城墙所叠压。在六公里的调查范围内已发现石室土墩68座,其中被石城所连接或叠压的计36座,位于山顶的石室土墩规模较大。

 

林永珍先生通过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对韩国坟丘墓的发掘和调查,总结出韩国坟丘墓的特征、埋葬主体部位的变化过程及坟丘形态的转变等。对于韩国坟丘墓的起源问题虽没有明确地阐释,但指出韩国坟丘墓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尽管在时间上显示出一定的差异,但与中国吴越地区盛行的土墩墓和日本弥生时代盛行的坟丘墓有必要对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对出土器物的比较研究,总结出韩、中、日三国在墓葬建造上、埋葬主体部位安置于地上的坟丘中间、盛行周沟、由追加葬构成多葬等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尽管在地域上、时间上都有一定的差异,但东北亚的坟丘墓从空间上来看,都分布于韩、中、日三国间的海上通道最为临近的地方,这很可能展示了古代东北亚文化交流的情况。另外,从时间上看,差异也正在逐渐缩小,因此有必要对此保持高度的关注。

 

曹永铉先生首先阐述了区划盛土法,即为了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源,以部分为单位,分担作业的形式就是区划筑造方式,在盛土坟上使用这种方法就叫做区划盛土法。朝鲜半岛南部、日本列岛及中国真山坟丘墓都有这种堆土方式。曹永铉先生还指出了坟丘区划的要素,从区划情况来看,基本上坟丘规模越大区划数也越多。区划间隔有晚期宽于早期的趋势,区划间隔越宽,区划数就越少,这样的坟丘墓区划盛土法,在东亚之外世界各地的大型坟丘中应用的可能性很高。中国春秋时代的墓葬也有这一情况,东亚的包括盛土坟在内的大规模建筑物的起源基本都在中国,即盛土法的发源地也应该在中国。古坟丘所包涵的学术材料不仅是内部的埋葬主体,还要从筑造计划或盛土阶段和细部工程的施工情况来理解,是一个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课题。

卜辞所见商王田猎的过程、礼俗及方法

金承玉先生通过对全北地区上云里遗址的研究,总结了上云里遗址坟丘墓的特征和变化,即按照“先坟丘后埋葬”的顺序建成的,坟丘内埋葬设施的长轴方向呈平行→垂直→平行的顺序,其筑造原理可以成为埋葬设施详细编年的重要依据。并指出上云里坟丘墓在朝鲜半岛发现的坟丘墓中以其规模最大而著称,从保宁宽仓里遗址的初期形态至荣山江流域的瓮棺古坟之前的多种形态在这里均有发现。此外,在遗址内,以区为单位,坟丘墓的形态和扩张过程各不相同,由此可以考察坟丘墓多样的结构和发展过程。据此,上云里坟丘墓的时空变化情况可以说是融合了包括锦江在内的全北地区的坟丘墓的变化情况。尤其是马韩系集团在进入Ⅳ阶段后出现了百济系遗物的流行现象,这为马韩以怎样的形态与百济开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刘 桓

朴琇铉先生通过对马田遗址的发掘调查,确认了马田坟丘墓的特征为筑成坟丘、坟丘和周沟的扩张和调整、周沟的断节现象、埋葬主体部位的变化及多葬等。并以3号坟为例,观察到修建坟丘的过程和由于追加埋葬设施而出现的坟丘扩张和调整现象、埋葬主体部位从土坑木棺墓向竖穴石椁墓和石室墓等石筑墓的转换。通过作为当地传统的马韩系埋葬设施和外来传统的百济石椁墓、石室墓混用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斟酌马田坟丘墓的性质。最后强调指出尽管马田坟丘墓的规模不大,但坟丘内所包含的诸多现象却对于研究坟丘墓的筑造和变迁以至消亡的过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北京大学资源学院,文物系  100195)

卢美善女士通过对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荣山江流域坟丘墓遗址的发掘调查,总结出该地区坟丘墓的特征及其变化,即使用木棺作为埋葬主体设施的是相对比较矮的古坟,在坟丘相对较高的阶段,埋葬主体设施收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出现了石室或石椁。位于荣山江上游的西玉古坟群因以石椁为主体的埋葬设施而备受关注;荣山江中游也显示了与临近的加耶地区的文化交流。卢美善女士还提到荣山江上游地区群集有多种形态和埋葬主体设施的坟丘墓,由于现代建筑等设施的影响很难把握其社会性质,但是通过最近对大面积坟丘墓群的分析研究,或许能复原当时坟丘墓的社会状况。

   
《书•无逸》记载周公称述殷中宗(祖乙)、高宗(武丁)、祖甲三位名王的事迹后,语气一转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是从。”所谓“耽乐”何指?文中未明言,实际上主要指田猎盘游。下文说:“文王不敢盘于游田”,又说:“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可以为证。透过《书•无逸》的多少有些含混的文字记述,不难推测祖甲以后诸王大都喜好田猎。

李勋先生通过对忠清地区马韩坟丘墓的调查发掘,对它的系统和特征进行了概括,认为坟丘墓的初期形态是周沟土圹墓,可分为清堂洞和宽仓里两种类型。此外还有两种类型互相混合的情况。通过发掘瑞山地区的礼川洞、机池里、富长里三处的坟丘墓遗址,认识到三个地区分别具有各个时期形态的特征,从时间顺序上分析的话,可分为礼川洞阶段(1~3世纪,纯周沟土圹墓)—机池里阶段(3~4世纪,从周沟土圹墓向坟丘墓转型)—富长里阶段(4~5世纪,坟丘墓)的变化。特别是富长里坟丘墓从在坟丘内设置1个埋葬设施到多达10个埋葬设施,显示了多种形态的变化。

 

林留根所长在闭幕式上作了大会总结发言。一、时间短,效率高。仅一天半的会议,紧张、紧凑、热烈。二、人员合理,材料丰富。既有德高望重的大专家,也有年轻学者;有多年工作的累积,也有新材料的展示。三、交流广泛,研究深刻。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起源,中韩土墩墓的比较,中国石室土墩墓遗存性质乃至汉代遗存,马韩土墩墓及其与唐墓的形制、结构、演变的比较等诸方面均有涉及。总之,会议规模不大,但研究面广、思路开阔、见解深刻,势必会推动中韩土墩遗存研究的深入。
大会收到研究论文10余篇,从不同的角度对博大精深的古代东亚土墩遗存及其社会进行了深入探讨。论文涵盖面广,涉及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韩土墩遗存的发掘调查成果,中国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的起源、中韩土墩墓的比较、中国石室土墩墓遗存性质乃至汉代遗存、马韩土墩墓及其与唐墓的形制、结构、演变的比较等诸方面均有涉及。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推进古代东亚土墩遗存及其社会的研究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句容博物馆,实地考察了句容春城土墩墓及无锡龙山土墩墓。

 

12月19日,还在无锡召开了“无锡龙山石冢群国际学术交流会”。会议主要对无锡龙山石冢群的保护、展示和研究进行了学术研讨。与会专家认为:

鲜卑墓葬研究

一、石室土墩墓是环太湖流域常见的墓葬形式,是与当时周边居民生活民俗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相关;

韦  正

二、龙山山脉的石冢群、石城与阖闾城遗址处于同一时期、同一区域,应该作为一处大遗址进行整体保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三、阖闾城大遗址保护应把城址、胥山古胥湖、龙山石冢、石墙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统一规划,制定合理的保护规划和考古规划,进一步搞清互相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