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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历史定位论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标题:晚清史上的“义理”与“事功”——读《衰世与西法》

【编者按】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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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上午,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的办公室,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约请沪上几位青年学者与杨先生座谈,讨论他的新作《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与社会脱榫》(中华书局,2014年12月版),算是一次小型的读书会。小扣小鸣,大叩大鸣,我们整理了部分对话,杨国强先生又对初稿从头捋了一遍,几乎等于重写。因篇幅较长,兹分两次发布。本文是上篇。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www.496.com(新葡京官网入口),在晚清史研究领域,杨国强先生的名字,大概已经成为一种独特文法的象征。自
1987
年发表《曾国藩简论》,在后来的近30年中,由曾文正,继而胡文忠、左文襄、李文忠、张文襄,及李越缦、王湘绮……,他沿着“千年徊徨”与“百年嬗蜕”的命题,探讨近世中国的历史变迁。他笔下的百年,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百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世道与人心,利益、主张与理想,思想状态、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经历了多少冲突和动荡。《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是先生晚清史研究的第五本成果结集。在这本书中,他以庚申到甲午的变化为纲,铺写了中国人重造旧邦的种种努力,以及努力中的蹇踬、脱节和曲折多难。从捐纳、保举,讲到晚清的铨法与吏治;由丁戊奇荒,讲赈济,以至衰世里“官力”的步步竭蹶;由西国助赈,讲到条约制度下中西之间的改造与被改造;由兵工业起步,讲中国人借法自强,论及朝廷与疆吏之间的权变风势;经世之学、科举制度与儒学理路的千年变格,以及清流的重起与剧变……凡此等等,这些看似单另的题目,其实有一个内在统一的逻辑——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局推移里,历史的因、果是什么?

晚清“残局”能否走活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一、“内变之烈”甚于“外患之亟”

戴海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晚清中国从庚申的“变局”,到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残局”,相应的,新旧交战和更替愈演愈烈。从中外角力、权势格局转换的角度,中国到了20世纪初,无疑是“残局”的景象,但从趋新共识的生成、革新能量的积累和发展走势看,却仍有把残局“下活”的可能。那么,如何看待“残局不残”?“残局”有没有走活的可能?杨国强:其实从庚申的变局、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残局,都是战争的结果,先是英法联军之役,后是甲午战争,再后是八国联军。所以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和国家面对的世局的认识和判断,以及这种认识判断的变化与深化,实际上都与民族战争相因果。这里的变局、危局和残局,主要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力日逼日亟之下国运和国势一路跌落的直观感受和总体统括。由此构成的是一种主观表述,但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真实的。  真正从深处牵动了历史的,则是由这种感受和概括促成的,因回应外来冲击而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之后,又为了回应外来冲击而自觉地、并且大幅度地改变自己。前一段是被动的,后一段是主动的,两者的前后相接,便使外来的冲击转化为内在的变迁,并决定了这种变迁一旦开始之后的沤浪相逐和日趋激烈。在这一点上,费正清的许多话都是对的。  19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群起论时务,往往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千古未有之创局”和“亘古未有之奇局”为警策之词,来写照西人和他们身后的那个世界。比之二十年前的鸦片战争犹以夷夏说中西,则“三千年”、“五千年”、“千古未有”、“亘古未有”已使原本的中西问题变成古今问题,而后是因中西之争而及古今之争,由中西之比而成古今之比,这是一种意义的派生,也是一种意义的演变。当日李鸿章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正是在古今之比里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历史差距,以及在这种差距面前,中国人无可游移地只能以借西法图自强为不得不然。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晚清中国身当激烈中西交冲,这几乎成为讨论近代中国的所有起点和唯一起点。《衰世与西法》一书讲近代变迁,虽以“外患”入手,着重的却是解释“内变”——在更长程的历史脉络与士林精神中讲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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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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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战争使士人的危机感日益沉重。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若“东南”之崛起。“东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词汇,大多是从庚子强调的,北方接仗,东南官绅则联结互保。但上接庚申,“东南”的历史意义、历史线索,便得以拉长。鸦片战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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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的英法联军之役,中国的读书人开始真正学习历史经验之外的东西,“师夷长技”,这是后人概括成“洋务运动”的历史时段。曾国藩设内军械所,李鸿章办西洋炮局,左宗棠在西湖里造轮船,这些在战场中亲炙西洋火器的人物,以考求西国机器制造为源,开始了一段“效西法”的历史过程。于是,庚申之后,东南成为以自强为中心这段历史发轫的地方。这个过程,除兵工业和洋务思想初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潜隐的重要影响,至少有以下三层:其一,经济力量的分化。东南由传统时代的财赋重心,变成了近代工业、商贸的发祥地。其二,地方力量崛起。疆吏办军工,都不是奉旨作为,而是事后奏报,疆吏能够自行其是,即在于手中已经具有支配地方财政的足够权力,之后,便是督抚力量的一再膨胀扩大。其三,国家治理模式的变动。洋务之兴起、兴办是依附于地方,而非朝廷。“造炮船不得不立机构”,疆吏从内战中获得权力和幕府制度从内战中获得张力,在国家官制以外提供了一个空间,而后是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一类名目与“局务”俱起,成了效西法以图自强的职责所在和权力所在。由此,咸同两朝十多年内战里形成的国家权力下移,庙堂管制地方的臂力在不断弱化中,西方人加给中国的义务“无异是在省自治权、内地税征收以及军队调配等这类重大问题上,要求帝国整个改组”,这些自条约制度、条约权力一路延伸出来的“干预”,在实际上,对中国的内政暨国家治理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图自强的洋务运动本义上是一个接受外来事物以回应外来冲击的过程。但这种被接受的西法而由外来转化为内在的过程,又使中国自身实际上已不能不今时异于古昔。与六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因甲午中日战争,而原本的“变局”演为时论中的“危局”;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因八国联军之役,而“危局”又演为时论中的“残局”。其间的一变再变,都与民族战争冲击的烈度之后来居上直接相关。与之相对应,则是中国人的感受和概括里,内含的创剧痛深和紧张惶迫也会后来居上。而后审量彼己,中西之间的困局,遂比古今之比更深一层,同时也比古今之比更趋于形而上地伸展为新旧之比。中西之比是一种空间上的区分,古今之比引入了时间即历史;新旧之比则引入价值评断,并以之为整体的笼罩和整体的划分,之后是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都因新旧之争而由外向的冲突转化为内在的冲突。  新旧之争所不同于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的,正在于作为一种后起的观念,与之同时俱生而且互相依傍的,是中国的自我形象在人心中的破碎。因此,与六十年代的借法以图自强所预设的古今中西之间尚可兼容相比,九十年代开始的新旧之争则以除旧布新为当然,其着力处已在中西之间的不可兼容和古今之间的不可兼容。因此,借法犹是意在取西人之用以守中国之体,而由新旧之争所催生和支撑的变法,以及变法之后继踵而起的革命,其主张和重心全在用西法改变中国和重造中国。改变和重造仍然是为了自强和富强,这一面显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的连续性;然而这种改变和重造虽因外患的逼迫而起,当其置身于新旧之比的整体笼罩和整体划分之中,逼来的外患却常常会转化为对中国自身的追问和追究,并使新旧之争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的内争。这一面又显示了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中的前后不同和日趋日激。在这个过程里,就其先后次第而言,新旧之争本沿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而来,但当新旧之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条理性解说了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的内涵之后,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便成了被新旧之争所统摄而汇入其中的东西了。  所以你说的变局、危局、残局,实际上都是这个时候时势影响人物的一面,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内容还在于由这一面引出,而极大地促成了后来中国社会从内里发生震荡的特定的思想走向。其间所内含的由观念造为时趋和用思想改造社会的特性,又表现了人物对时势影响的一面。后人读史,因为知道了结局,遂有一种事后的明了,并因此而能够看出当日的这个残局实际上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后来的路虽然艰难曲折,但依旧崎岖而漫长。但对身在这段历史之中的人来说,他们只能知道过去,不能知道后来。因此,变局、危局、残局都是与此前二百余年的清代历史比,与秦汉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国历史比,而相隔不过半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与彼时相去犹未太远,尤其会在人心深处放大今昔殊异而触目伤怀,并凝为强烈的刺激。因此,变局、危局、残局都有着与事实对应的客观历史内容,但当变局、危局、残局化为主观表述之际,又常常容易由感受生出惊惧,由惊惧生出激越,其自觉觉人的危言,便注定要比中国面对的实际围迫更多意识上的惶迫和急迫。而数十年之间,这种趋向一经产生,又会随动荡的世局而变得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残局”下活当作一个问题从容讨论,但对那个时候身在其间的人来说,“残局”已经是一种不可终日之局。  在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过程里,九十年代之后向内而起的新旧之争是与这种惶迫和急迫同时发生,并且既因果属连又相为表里的。两者构成的是一种历史的纠结,而由此带来的实际结果是,一方面,新旧之争虽自成一套借取西人之法推衍而成的道理,但其内核则始终是自强自立和救亡救时。因此,中国人手里的西人之法常常会因别为解说而不尽合乎西人的本意。其间的实例,便是变法讲民权,共和讲民权,都是在引西法以作新旧之争。但民权之有用,是因为从中国远看欧西,最先见到和最愿意见到的,是彼邦的民权助成了国家富强的那种直观而见的因果。然则被这种理解和推导移植到中国来的民权,在中国人的历史逻辑里,实际上是由富强派生的,从而是由国家派生的。所以在此后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中,民权始终只能居于国家之下,成为第二位的东西。与西方人说民权的种种道理,以及西方人为反专制而革命的史实相比,对晚清到民初的那一段历史熟视久之,更容易感到的是中国人在为救亡而革命。两者之间从一开头就显然不一样。  与此成为对比的另一方面,则是新旧之争虽然以西学为新,并深信取之可以变中国之旧;但在其数十年除旧布新的过程里,种种被名为西学的东西又常常是非常容易被取来,又非常容易被抛弃的。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人曾说:“愤于国力之弱也,则讲求武备;痛民生之窘苦也,则讲求实业。政体不更,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也,则讲求政治,讲求法律。民智不开,民气不伸,而政治、法律卒莫能变也,则讲求学问,讲求教育。”在这种前一段不同于后一段的时趋变换里,每一段都会援引一种与之匹配的西学,同时又会把前一段用过的西学漠漠然淹掉。然则时趋之不断地变换和不得不变换,实际上既反映了除旧布新的挫折,也反映了引入的西学在中国的挫折。但就这个起于“悚于欧美革新之隆”而“规摹仿效”的过程,一路里“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的不止不息而言,显然是挫折又常常促成了这个过程的日趋激化。于是而有民国初年时论所说的“内争之烈甚于外患”。作为一段去今未远的历史,其间留下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相交缠,常使后人于论史之际不容易分疏了断。因此面对你所说的“革新”能量,我感到难以评说的正是这种两相交缠形成的复杂,而无法从整体上作一言以蔽之。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而洋务自开办之始,即伴随各种短绌。这与事务上“开新”,治理模式的变更却衔联不上,有莫大关系。创办兵工业,是一种没有经济利润的“经济”,是一个“收不回成本的经济过程”。这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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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困境:它以自强为旨义,也以自强为名义,但作为一种观念,自强只能表达义理,却无力创造制器所需之财力与物力。财力的制约成为难以逾越的制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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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洋务为中心的那段历史里,成为一种常态。因无力踵日新月异的西法而效之,自强便日益成为一种“走样了的东西和残缺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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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衰世与西法》似由独立成篇的论题构成,但论题与论题之间却有极绵密的论述逻辑。由受制约的自强运动,延及国家权力下移。洋务以沪局、闽局、津局单个展开,所谓“地方专办”,每个机器局都在疆吏的自主之中。自主即意味着无法协作,李鸿章、张之洞们都在力谋自强,但他们的努力是分割和破碎的,彼此之间无法协作,甚至洞若观火。“在这些各立界限的守拒、纷争和纠葛里,原本贫弱的国家财政不能不因分割而趋于破碎化。”晚清的财政始终与无序相伴随,并始终不能以聚拢的方式支撑一种持续发展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所以,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这成为自强运动最大的内在矛盾:“下移的国家权力自主地促成了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也是下移的国家权力自发地分解了总体和全局,使中国人寻求自强的历史过程长久地成了一个没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过程。”
自强内含民族意识与整体意识,而疆臣所得仅为事权及作为权宜的职权,是地方的、局部的;因此,权变无法得到国家治理模式变革的配合,包括财政的、经济制度的以及有关官制与职权的林林总总,30
年洋务一路竭蹶,中国亦由变局一路走到了残局。

戊戌六君子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疆臣的权变由自强运动导源,与之关系更紧密的,则是那场打了14
年之久的内战——太平天国之役。这也是《衰世与西法》一书着力论述的,吏治、铨法与晚清绅权嬗易,实则皆以内战为起点。捐纳起自康熙一朝平定三藩度支不济,道光以前并不常开,且视为“秽政”。至粤事起,开捐成为常例,则铨选日益为度支所支配。与此同时,在军功的名义下,因保举得官的人也越来越多。“国家事事从权”,“从权”就是将就,随之是种种老规矩都失掉了约束力而罩不住彼时的官场世界。捐纳、保举使得晚清吏治失范,这便是“由内战开始的过程一路留下的乱象”

晚清改革为什么那么困难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