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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摘要

进入专题: 汪晖事件
 

汪晖:思想无疆

进入专题: 国家主义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3-10-21 本报记者 高毅哲

许纪霖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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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

  

  编者按: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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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国家主义的思潮正在中国思想界兴起,风头所向,横扫左翼、保守两派阵营。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statism)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正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而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的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

  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本人审定,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编排并非依照现场的发言顺序。由于篇幅所限,部分发言人的发言内容未能一并刊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会议的部分内容此前曾在网络上流传,但并未经发言者审定,里面有大量错讹,希望读者加以甄别。

2001年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柏林。

  这一新崛起的国家主义思潮从何而来,其理论脉络和基本诉求究竟如何,它又将走向何处?我们不得不探究清楚。国家主义思潮不仅在中国思想界内部发酵流行,而且正在与官方的主流意识型态日益靠近,在「唱红打黑」的局部地区甚至有大规模实践的可能性。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历史表明,一旦国家主义弥漫成势,将陷整个民族于灾难之中,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本刊编辑此专题,旨在期待中国学术界在媒体及社会大众关注“汪晖事件”的同时,能够建设性地开展出超越“左”与“右”的胸怀与视野。因为,真正的“中国问题”,是不可能被“左”或者“右”的立场所化约的。本刊欢迎读者对此专题发表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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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08年与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

  一、从左到右:国家主义的两条思想脉络

  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

  ■似乎是冥冥注定,深切受到鲁迅影响的汪晖,最终也像鲁迅一样,陷入各种争议乃至谩骂中。汪晖通常一笑了之,但他却给自己封了一个名号,颇具自嘲意味:当代中国遭受攻击最多的人。

  

  首先我代表个人欢迎大家到北京来出席“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座谈会。

  ■德国《时代周报》如此形容:“他殷切期盼,在他的祖国能发展出一脉独立的现代思想,同西方启蒙主义分庭抗礼。”

  当今中国思想界国家主义思潮的几位重要代表人物,大都从1980年代的启蒙阵营中走来,或者在1990年代曾经受过启蒙的熏陶。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其核心诉求是人的自由与解放,虽然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也是启蒙的内在目标之一,但在启蒙运动当中,民族主义的背后有普世的现代性价值作为规约,比较起个人解放的狂潮,民族主义并非是1980年代的显学。到19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崭露头角。199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内部非常复杂的思潮和运动,有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为了在认同现代性的普世目标前提下,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有激进的种族性反西方主义,旨在反抗西方各种霸权,以获得中国「可以说不」和「不高兴」的资格;还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将建立现代普世文明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根本使命。自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误炸」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狂飙,到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事件形成了高潮。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民族主义趋于政治化与保守化。而国家主义的出现,正是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互相结合的产物。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崛起,这无可非议。但国家主义不同,它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国家能力的提升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标。国家不再是实现公民利益的工具,国家本身就是善,具有自主性的国家理性,国家就是其自身的目的。

  大家可能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即: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说来变得格外突出。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大型商业机构的高管、大学校长,到各学科学者,都认为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尤其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里说的,不是单纯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10月20日,中国学者汪晖出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领取本年度“卢卡•帕西奥利奖”。帕西奥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以他名字命名的奖项主要授予运用跨学科方法做出创造性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与汪晖共同获奖的,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19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国家的财政能力、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在国际关系当中拥有了可以与美国、欧洲相抗衡的强大国力,这个令人生畏的巨无霸究竟是福还是祸?思想界对此有不同的声音。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一个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将是可怕的压抑性权力。他们主张要继续发展社会,通过成熟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限制国家的专断权力。在自由主义的内部,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试图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融为一体的国家自由主义观点。高全喜认为:自由主义具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保障人权,制约国家权力,另一个面相是构建一个现代国家。「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要建立一个利维坦,在这个利维坦之下才有现代公民。」
他强调说:「真正成熟的自由主义是最讲国家利益的,可以说,自由主义等于个人主义加国家主义。」
然而,就整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关于国家的整体性论述,在民族崛起的历史过程当中,国家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国家是否有可能代表民族的整体利益,拥有自身的国家理性?这些在自由主义缺席的领域,国家主义便乘虚而入,国家主义正是基于这几年的马基雅维利热、霍布斯热、卡尔‧施米特热发展出一套关于现代国家的论述,响应了思想界的「国家饥渴症」,掀起了一股国家主义的狂飙。

  其次是一个我个人的、也许过分的观点,即,“理论已死”。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理论的年代,而今天,从某种意义说,冷战年代构成的理论已死。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理论之后的年代——after
theory,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前理论(before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汪晖身上笼罩着种种外界赋予的光环,比如“少有的可以和世界顶级思想家对话的中国学人”、“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传奇人物”、“国内思想界的风向标”。尽管他本人对这些称号只是一笑了之,但毋庸置疑,他已经是一名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家。

  在中国思想界,国家主义思潮有两个不同的脉络和来源:一个是集体右转的激进左翼,另一个是近10年新崛起的施米特主义。

  theory)的时代?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理论之后,只意味着呼唤新的理论,呼唤着新的应答。

  而他也是“当代中国遭受攻击最多的人”。由于身上“新左派”的标签,他经历了种种是非。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以不断突破思想的边界为最大的乐事。

  激进左翼的保守化是近年来思想界出现的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左派的本来涵义是同情底层民众,对资本权势和政治权势不妥协的批判与反抗,这是激进左翼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左派有老左派和新左派之分,老左派指的是坚守正统社会主义意识型态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本身就是现存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可谓是假左派和真保守派。新左派指的是在19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崛起的一支新的思想力量,他们所焦虑的是1990年代之后一个被「资本主义化」的中国,认定中国在改革当中所出现的问题,从政治腐败到社会不平等,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惹的祸,他们希望中国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一条制度创新之路。其思想资源,除了西方的各种左翼理论之外,还一厢情愿地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之中发掘正面的价值。新左派的基本立场有两个,一是同情和赞美底层民众,二是痛恨西方的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当他们认为1990年代的国家意志在步「新自由主义」后尘、损害底层民众利益的时候,新左派对权力的批判是有相当杀伤力的。然而到了21世纪之后,当他们发现国家意志逐步从「错误的」新自由主义转为「正确的」社会主义轨道时,新左派于是开始右转,全面拥抱国家,激进左翼嬗变为保守的国家主义。2008年国庆60年之际,一批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加入了讴歌「伟大的60年」的舆论大合唱。他们通过选择性的遗忘与记忆机制,将前30年和后30年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一以贯之的成功经验。王绍光在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论证中国60年的发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汪晖将60年的经验归结为中国拥有「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这一独立自主性通过政党的实践而完成,「由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有一种独立的品格,因而也发展了一种自我纠错机制。」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因为汪晖近年来的工作、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使他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被命名为一种示范、一个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将汪晖作为一个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并分享着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我们选择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切入点,更重要的为了通过今天会议的议题,深化思想与学术的工作。

  鲁迅的信徒

  左与右、激进与保守,本来就并非绝对的两级,在特定条件之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甚至吊诡地结合为一体化的形左实右:下半身是同情底层民众的左派,上半身又是拥护威权的右派。当代中国的新左派,一开始便具有某种国家主义的内在趋势,甚至与国家威权难舍难离。早在1996年,甘阳就提出中国要「走向政治成熟」。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为了避免经济上强大、政治上软弱的状况,必须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其具体方案是通过全国的公民直选,克服日益膨胀的地方利益,让国家从人民那里直接获得合法性授权,以建立一个以「大众民主」为正当性基础的强有力的国家
。甘阳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主义者,他所迷恋的正是马克斯‧韦伯式的民主威权主义。民主具有双重的功能,它既可以让公民拥有政治的自主性,也可以加强国家威权的合法性基础,使得威权统治更加巩固。韦伯看中民主的,正是后者的这一工具性功能。威权主义不是不要民主,他们要的只是「一次性的授权」式民主。韦伯曾经对鲁登道夫将军说:「在民主制度下人民选举自己信任的领袖,如果领袖说:『闭嘴吧,照我的办!』民众和党派就可以放心随他去做。」鲁登道夫大喜:「我很喜欢这种民主!」
中国早期新左派的激进民主方案,就是这样一种韦伯式的以建立强有力国家为宗旨的民主威权主义。

  二、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

  1997年,汪晖终于为自己特立独行的思想付出了代价。

  早在1990年代初,王绍光就与胡鞍钢一起,提出了一份引起了激烈争论的「加强中国国家能力」的报告,明确地将国家能力表述为「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吸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
。新左派的集体右转,并非晴天霹雳,而有其内在的思想与历史逻辑。以拒斥议会民主制为号召的民粹式民主,在国家制度上势必要落实在以民主为合法性基础的个人或寡头式威权。中国的新左派虽然致力于反抗强权,但在他们的心目之中,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当国家与新自由主义同流合污的时候,他们是国家的批判者,一旦国家疏离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方向,回归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那么国家在他们眼里便化身为底层民众的希望所在。汪晖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都以「批判知识分子」的姿态,尖锐地批判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官僚化的「非政治的政治」。然而近一年来汪晖从总结建国1960年来中国崛起的独特经验,到肯定「政党的国家化」、党国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
。这些遽然的「转向」似乎透露出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新左派政治策略的重大调整:当诉诸「全民直选」或「底层民主」受到压抑、此路不通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重心从诉诸社会运动转向期望国家意志,从「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拐向了「替君行道」的上行路线。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不能为立场所化约的剩余物

  那一年5月,汪晖在海南省《天涯》杂志上发表名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汪晖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状况进行了总体分析,对新启蒙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以及现代化理论等进行了批评。

  国家主义的另一条思想脉络是施米特主义。自从刘小枫将希特勒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思想引进中国思想界,近10年来在法学界、政治学界刮起了一股施米特旋风。旋风所到之处,到处播下了国家主义的种子。施米特主义在中国政治论述中的代表,非强世功莫属。2004年,乌克兰等国发生「颜色革命」,强世功惋惜乌克兰政府囿于自由主义的宪政观念,对政治缺乏本质的理解,错失武力镇压反对派的意志决断,最后拱手让出政权。他以施米特的口吻,大谈「颜色革命」给中国留下的教训:「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
,「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

  思想论争之所以需要超越左右,这首先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所逼迫出来的思想态度,也就是说,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需要超越任何不论来自左或是右的理论演绎,需要直接面对中国问题所发生的历史和现实及其逻辑。因此,尽管汪晖的新左派立场带给我们许多有意义的发现,但我更注重他的论述当中那些不能为立场所化约的剩余物,例如他对“帝国”的分析,显然,这一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是不能为任何左派立场所容纳的,但无疑,它却有可能真实地成为新的左派理论生发、成长的历史认知的资源。这其实也就提示我们,在今天思考中国问题,首先需要能够具备真实感受中国问题之压力的能力,要首先清醒地意识到,所谓中国问题的严峻性,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需要努力的结果这样一种问题感。因此,无论是左或是右,在思考中国问题时都需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中国历史展开过程的复杂性也需要一种超越左右的态度才能真实面对。在我们目前进行的关于传统复兴现象的调查中就发现,近十年来逐渐形成的这一波草根性的民间的传统复兴热潮,具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社会诉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传统复兴的诉求竟然是以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在展开,而传统的复兴本身则更具有了寻求民间的社区的公共空间打造的意图。我们知道,中国经过了三十年剧烈社会变动,当前最为迫切地需要大量内在充实的工作。这些内在充实的工作,指向的是基层生活共同体的重建,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重建。正是这些紧迫任务的出现,促使我们能够超越无论是左或右的对中国问题的过度政治化约,而能够从所谓社会建设出发,去重新思考真正的政治性,那种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性问题。谁能说关注当代中国人的幸福美好有尊严的生活不是最高的政治问题呢?

  文章立刻引发轩然大波。那些年,围绕中国改革应向何种方向深入,学术界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在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一派看来,中国应该更全面快速地推进市场化和私有化,彻底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这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而汪晖的文章正是对这些观点的批评。

  近10年来,以施米特主义为中心,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国家理性一脉学说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大热,他们对国家的理解充满着德国浪漫主义式的膜拜:国家不再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而是有着自身目的、理性与功能的有机体;国家权力不再是不得不有所限制的必要的恶,而是代表民族整体利益和公共意志的善;国家将不再受到宗教和伦理价值的束缚,它具有自主性的理性,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至高无上的主权意志。强世功借助西方的宪政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作了系统论证,认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就是党国意志,中国革命的现代传统决定了在成文的国家宪法之上,还有党的意志的不成文宪法,中共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主权,就像国王的两个身体:党是灵魂,国是肉身。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主席制正是中国独特的宪政体制
。在国庆60周年之际,各种对中国独特政治模式的颂扬纷纷出炉,张维为总结说:「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繁荣的时代都离不开比较开明的强势政府。不同于美国人所主张的『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变革由一个开明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所领导」
。潘维讲得更明确:「中国政治模式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一个先进的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是当下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执政集团。这个集团宣称代表全民向现代化前进的福祉,公正无私,纪律严明、团结统一,使分散自由的中华民族拥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问题放置于所谓全球化问题的视野之下来思考,无论是现代史上的资本主义现代扩张,还是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在世界当中,无论其自觉地在场还是不自觉地在场,实际上构成的是世界史的不同内容而已。也无论今天的全球化中中国的在场实际上在要求着对全球化逻辑的中国改造,还是在过去,中国的不在场,实际上同样构成对世界史的另一种影响一样,总的来说,对中国历史自身逻辑的把握,是理解中国的前提。在此意义上,汪晖将现代史理解为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建设,实际上就仅具有局部的解释力,只能局部地解释中国革命,而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史展开提供充分的说明。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展开应该从一个更具历史纵深的视野出发,从所谓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问题出发。我们知道,封建社会后期,明代所继承的元代的“大中国”格局和世界市场,社会动能得到持续的释放。面对此局面,儒学就已经尝试不断改造自己,来谋求导引儒教体制以适应新的历史处境,而中国政治的种种变化也因此可以理解为是对此局面的或正或反的反应。所谓中国的现代展开,应该在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当中获得理解,在此意义上,中国革命也有其出于中国历史发展合理性的理由,而不只是对抗西方现代性扩张并谋求适应现代性挑战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在自己的逻辑之下充分利用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各种反驳文章扑面而来,一些文章甚至超越学术争议,进行人身攻击。而最直接的代价是,汪晖被贴上了“新左派”的标签,至今没有甩下来。

  这些保守化的新左派和施米特主义者,并非那些体制内部捧着马列饭碗、思想陈腐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大多是受过系统西洋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崛起」的感召之下,从「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出发,以十八般武艺纷纷论证「合理的现实」。国家主义思潮并非一个统一的思想共同体,虽然理论资源、政治主张并不完全重合,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立场,即对最高主权和国家意志的膜拜,相信国家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只有加强党与政府的执政能力,中国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崛起。这些国家主义知识分子供职于北大、清华、香港等海内外一流大学,以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自居,却与体制保持着各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而支撑其主张的,不是教条化的马列主义,而是西方从左到右各种时髦的理论。在我看来,值得认真对待的,不是国家主义的主张,而是其主张背后的理据,正是这些似是而非、却颇能迷惑人的理论,吸引了不少渴望中国崛起的知性学生。

  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对这样一种历史逻辑的理解和把握,实际上最为直接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形成自我理解,并在这种自我理解当中谋求探索一种新的中国现代主体状态的形成。这就要求我们卷进历史当中,承受历史带给我们的罪与罚,去面对主体的艰难形成。面对历史,应该如鲁迅那样,放低姿态,去谦卑地进入历史,只有这样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其实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永远甩不下来”——除非汪晖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了解他的人应该知道,这很难发生。还在上学时,汪晖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另类的气质。

  

  戴锦华:应对新格局

  让我们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一切都是新鲜的。国门打开,西方思想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从长期压抑状态下解脱的人们,新奇地品味着激动人心的根植于自由主义的词汇:市场、资本、个人价值、自由民主。20世纪80年代,成为被反复追忆的时代,它被称为“中国的启蒙时代”。

  二、「回应性民主」,还是「回应性威权」?

  当我们讨论“超越左右”的时候,触及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的问题。所谓左右,首先涉及的,是冷战年代的记忆。冷战时代,左与右直接联系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一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权、政党占据了使用左翼称谓的全部“特权”,一边是霍布斯邦所说的“特殊”情形:自称“自由世界”的全球右翼势力第一次“夺得”了“自由”——这一始终由左派执掌的旗帜。在这种历史前提下,80年代,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自觉地选择“右翼”立场,以“右派”为某种光荣称谓。我重复谈到的一个例子是我的亲历。1988年的一次电影的学术会议上,来了一位台湾学者,主持人介绍他是台湾左派,会场上一片静默。主持人立刻补充说明:台湾的左派就是大陆的右派。大家便立刻了然,全场鼓掌。这个当年充满默契的、怪诞的等式,表明了一个有趣的历史情形:两大阵营内部各自对抗强权的斗争;但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将左派等同于右派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思想混淆已经在形成之中了。1995年至1997年,当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分化,“新左派”是一个十足的“脏字”,说你是新左派,是将你污名化的有效手段。这种效果今日犹存。我想,这是中国颇为特殊的冷战遗产或曰债务。

  然而当同龄人热情拥抱这些思想的时候,刚刚20岁出头的汪晖,却显得有些“反常”。在北京生活的最初几年,尽管学术圈熙熙攘攘,但汪晖“对这个氛围中的一些夸张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感到不适应”,他虽然也参与文化圈的一些讨论,但“心态上与周围的环境一直比较疏离”。

  

  其中更深远的历史脉络来自于欧洲现代史,在法国大革命之中形成的“左”、“右”派别,特指:左派——直面社会苦难、直指社会问题,呼唤激进变革;右派——维护主流秩序、保守温和,强调在体制内部进行微调。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自由,而非自由主义,成了左派的旗帜和乌托邦理念。

  这与鲁迅有关。1982年,汪晖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在该系继续读硕士;1984年,汪晖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几乎在整个80年代,鲁迅一直是他的研究方向。

  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与俄国不同的道路,经济改革领先,而政治改革滞后。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要求民主化的声浪一直居高不下。「民主」是这个时代的神圣概念,如同过去的「革命」一样,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新葡京官网入口,  在中国当下的现实当中,这多重线索仍然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左派与右派的确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分歧关乎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

  求学期间,汪晖注意到了鲁迅身上体现出的悖论。他提出,为什么鲁迅在寻求变革、倡导科学、主张人道主义、支持共和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深表怀疑,对工业革命的后果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集体性持否定态度,对国家、社会、普遍主义伦理和利他主义原则给予坚决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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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在这儿讨论“超越左右”的时候,强调的是如何应对一个全新的格局:冷战终结、西方世界不战而胜,世界一极化,美国帝国似乎坐稳了天下;同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向西欧开放了尚未被资本化的实物经济空间和巨大的市场,造成了欧盟(以欧元为其关键)出现。但是接下来“9·11”、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海啸,美国帝国陷入了二战以后空前的危机。此时出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全球化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整个世界格局进入到资本主义再度逐鹿环球的时代。但是环境危机、能源危机显现了资本主义“无穷发展”之梦的绝对瓶颈。

  带着这些疑问,通过大量阅读鲁迅的资料,汪晖逐渐走进鲁迅的内心世界。他将鲁迅定义为“一个对启蒙抱有深刻怀疑的启蒙者,对革命抱有深刻疑虑的革命者”,因为鲁迅“在没有确凿之前,永远存在‘疑’”。汪晖认为,鲁迅这种心态的背后,是他对平等价值的彻底贯彻,他“憎恶一切将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知识、说教和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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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才提出如何重新定义、超越左右问题,当每个人自称左派、右派的时候,他们也许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你是否需要回答:无论你自认是左或右,你的社会诉求是什么?你的未来想象是什么?你对中国问题、全球危机的思考和解决方案是什么?

  一个对启蒙抱有深刻怀疑的启蒙者,某种程度上,说的是汪晖自己。与此同时,汪晖的批判意识也逐渐形成。一次长达10个月的山区生活经历,使汪晖受到不小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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