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政治课》第十讲:高福利、低税收的美好愿望,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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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芬悖论

西方国家能力在下降

秦晖 (进入专栏)
 

那么高额贸易赤字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们现在换一种货币,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呢?大家可能知道国际金融理论有一个说法叫做特里芬悖论(因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之需,美元的供给必须不断增加,从而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必然不断扩大)。

我们前面谈到的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在政治问题上全球化也出现了很大的挑战。大概在8、9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我那个时候讲的问题后来弗朗西斯·福山在很多他的最近文章中也经常提到,当然他提出的角度是所谓的国家能力问题。我们知道福山最近这20多年来由乐观转向悲观,但是他的价值观其实没怎么变,他仍然认为西方那套价值观是可以的,但他也提出西方现在面临着很多问题,在政治上他主要强调的是所谓国家能力问题,意思是说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下,国家能力在他看来是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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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条件:币值稳定与巨额逆差

也就是说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货币是稳定的,如果它随时可能贬值,那么谁都不愿意用它,谁也不愿意持有它,你就不可能变成国际货币。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发行货币的国家必须是有巨额逆差的,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没有逆差,你的货币再坚挺,我怎么才能持有你的货币呢?如果你的贸易是顺差,你是用商品来支付进口的,那你的货币就根本留不到别人的口袋里头。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愿意用美元做世界贸易,原因是因为大家手中都持有美元

人民币大家知道也不错很坚挺,中国经济实力也挺强,但是人民币就是不能变成国际货币,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你再怎么坚挺但我手中没有啊,中国的贸易是巨额的顺差,中国从来没有用人民币去支付什么进口需求的那种逻辑上的可能,因为中国从来就是出口大于进口,别人手中怎么可能持有你的货币呢。

别人手中持有你的货币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送钱给人家,一种就是你用你的货币去买别人的东西,而不是用你的东西去换别人的东西。那么美国在马歇尔计划期间的确是给世界送了很多钱,尤其是给欧洲人送了很多钱,美国的所谓的霸权的确也是和美国人的这种做法分不开的。但是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后来美国就变成了以贸易赤字为主要手段


那么西方现在到底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呢?如果就制度而言,他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西方过去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那么为什么西方过去好像能力很强,现在国家能力就不强了呢?它在制度上没有什么变化呀,那么我们知道它真正的变化其实就是在钱上,所谓的国家能力实际上就是政府没钱的问题

  

这两个条件相互矛盾

所以特里芬悖论的意思是什么呢?特里芬悖论是说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稳定,第二个条件就是大家手中都持有。可是这两个条件是一个悖论,因为通常而言,如果你有高额的贸易赤字,那你这个货币就容易贬值这个货币就难以稳定;如果你的货币要稳定,你的贸易就应该是基本平衡的,那么你贸易平衡就导致别人手中就持有不了你的货币。所以有人说,中国经济这个总量再高,人民币也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的。道理很简单,假如中国仍然像现在这样维持一种贸易顺差的格局,别人没法持有人民币,除非你送给人家。

现在西方的危机其实在政治上弗朗西斯·福山叫做国家能力危机,而这个国家能力危机说穿了无非就是借债太多,财政赤字太高。

  什么是“中国模式”?

强大国家贸易赤字

我们也知道世界经济史上长期以来一直有这么一个怪现象,凡是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影响力很大,它的货币周边国家都愿意用,外国持有他的货币的国家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在对外交往中,通常都是贸易是巨额赤字的,包括过去的罗马帝国、中国汉、唐、元这几个时期。在这几个时期,中国的特征就是送到外面去的商品交换价值要低于外面进入中国的商品,中国就用自己的货币来支付这个差额,使得周边出现了很多中国的货币,我们在日本可以看到中国的钱,在朝鲜看到中国的钱,那个时候中国的贸易是逆差的,但是国力是很强大的。


  

明清时代贸易顺差

那么到了明清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从明代中叶开始中国就成了外贸顺差大国,给国际市场提供茶叶、丝绸、瓷器等等,但是中国那个时候不买任何外国的东西,结果外国就要用白银来支付,以至于使得中国这样一个本来不产银的国家,居然白银成了流通的货币。这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中国那个时候巨额的顺差造成的,可是大家知道中国在那个时代是最弱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些人说中国贸易顺差多伟大,这个背后的逻辑完全是弄反了。但是我这里也不想把话题扯得那么远,我只是说对于美国而言,贸易逆差等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在经济全球化中向外部世界透支,以掩盖国内债务陷阱的一个功能


民主制度的实现

左、右派讨好百姓导致债务高筑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了这么个模式,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而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国王征税与国会征税是不同的

在没有全球化之前,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是在一个孤立国中进行的,那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是不可能被搞得很厉害的,因为民主制度下你说老百姓是不是就要撞死南墙不回头吗?民主制度下老百姓就不可能接受增加税收或减少福利呢?肯定不是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老百姓就只愿减税不愿增税,只愿增福利不愿减福利,那民主国家早就垮台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像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之所以出现宪政民主制度就是因为皇上要向他们征税,结果老百姓不干,大家知道所谓的国会和王权的斗争都是因为征税造成的,国王要征税国会不同意,所谓国会不同意就是老百姓不同意。一国内部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美国为什么要独立呢?就是因为英国人征印花税、茶税,结果导致美国人的反抗。

但是美国人或者西方人是因为不愿交税而推翻了王权的吗?可是当他们建立民主制度以后,国会征税比国王征的多,老百姓确还是愿意的,为什么呢?

欧洲国家负债与美国负债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西方传统上有左、右派,互相抱怨面临这种债务危机。这里我要讲普遍存在的债务危机,在欧洲和美国它有两种表现形式,美国次贷危机以前主要表现为消费者负债,就是所谓的私人债务。次债危及就是美国人买房结果欠了一屁股债,引起了资金链条的断裂,那个时候美国的国家债务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而欧洲一开始存在的就是所谓的主权债务危机。所谓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国家负债,可是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其实美国的消费者负债和欧洲的政府负债或主权负债,它们的本质原因是一样的。而且这两种债务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大家知道美国出现次贷危机以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危机措施,一开始克林顿政府后来是奥巴马政府很快就解决了美国消费者负债过高的问题。

我们经常讲次贷危机以前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居民总储蓄率是负值,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总储蓄低于总负债,这个现象其实在2009年开始就改变了,那么到了2011年的时候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已经转为正值,而且已经上升到5%,6%的正常水平。但是美国的国家负债在这几年大幅度的增加,也就是说奥巴马和克林顿两届政府的反危机政策,实际上是把私人负债变成了国家负债

那么欧洲当然就不用说了,一开始就是国家负债,就是所谓的在2010年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那么为什么西方政府现在普遍都是负债很高呢?西方的左、右派就互相抱怨,左派抱怨右派说你政府征税不多,尤其是不能狠狠的给富人征税,因此你就亏空了,而且你的经济太自由,管制太少就造成了危机,所谓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危机。而右派又说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因为福利国家,政府负担不起欠了一屁股债。


那么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觉得自由放任有自由放任的问题,福利国家当然也有福利国家的问题,你可以说福利国家养懒汉,这的确存在;你也可以说自由放任会有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也是可以这样说的。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什么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说都找不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而且从更多点资本主义到更多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见到,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

国会征税为人民

因为国会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国会叫做无代表不纳税,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自己选出人来决定我们国家需要多少钱,现在争来的钱是为了我们自己办事,那么我们当然愿意拿。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本来老百姓是愿意多交税的,因为他们知道不给马儿吃草马是不会跑的,老百姓当然会懂的这个道理,因此在民主制度下,老百姓愿意多交税的例子是很多的。

反过来讲,老百姓愿意降福利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东欧剧变以后不久,东欧各国普遍搞休克疗法,所谓的休克疗法就是财政紧缩,财政紧缩就把东欧原来很多不合理的福利给取消了,那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休克疗法其实就是紧缩,东欧搞紧缩基本上都搞成功了,为什么希腊就搞不成功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东欧的老百姓都是把紧缩当作争取民主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通过紧缩得到了民主,所以老百姓是愿意的。那么希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民主早就有了,他们通过紧缩并没有觉得换来什么别的东西,那当然他们就不太愿意了。


祸是左、右派共同闯的

但是政府高负债和这两种弊病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无论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可能都会有很多弊病,但是都不能得出一个政府高负债的结论来。

因为理论上讲,左派主张高税收、高福利,右派主张低税收、低福利,尽管这两种主张各有问题,但理论上都应该是账面平衡的。你搞高福利你就应该搞高税收,你想低税收那你就应该低福利,这两种主张在逻辑上都不能说导致了高负债

那么当然西方有些经济学说是赞成政府有一定财政赤字的,比如凯恩斯主义,他就主张政府应该保持一定的赤字,可是大家要知道凯恩斯主义承认的财政赤字它也是一种可控的赤字,即使是凯恩斯也不会赞成那种无限制的债务陷阱的,那么为什么现在会搞成这个样子?

我曾经09年在德国的一次会议上,对左右两派的朋友说过,我说以我看来,现造成的负债是你们左右派共同造成的,而不是其中一方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上,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因此你们的主张都是老百姓喜欢听的那一面讲的多,老百姓不喜欢听的那一面讲的少,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就吞吞吐吐左派上台,福利提高很容易,但是税收提高很困难右派上台,减税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减福利大家就不满意。如果是高税收、高福利或者是低税收、低福利都不会有现在这种状况,但是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那当然就会产生财政大窟窿。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最糟糕的欧洲国家希腊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知道希腊原来是高福利、低税收的,那么结果就产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欧盟让他财政紧缩,希腊老百姓就不干了,于是政府就垮台了,换上来一个反对紧缩的左派政府,而且据说还是激进的左派政府——齐普拉斯政府,齐普拉斯政府反对紧缩、主张维持福利。可是齐普拉斯真的是左派吗?如果他是左派,就应该主张高税收,可是齐普拉斯他主张保持高福利,但是他并不主张高税收,那你不主张高税收,你怎么还能成为左派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主张高税收就上不了台。希腊的老百姓喜欢左派,是喜欢左派的高福利,喜欢右派是喜欢右派的低税收,老百姓都喜欢他们的一半

齐普拉斯这个左派上台,解决问题的措施不是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进一步的赖账来解决问题,那如果你这个样子能行吗?换了一个右派也是这样,假如上了一个右派他就说我可以减税,但是福利他减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就越来越糟糕了。


  但是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特点,无论叫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总之就是那么回事。其实就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而这个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应该说就是西方。无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举,还是“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说法,说的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专制之下百姓要求福利

剧变前东欧的老百姓为什么愿意接受紧缩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国家在剧变前都是高额的财政赤字,像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两个最早出现宪政的带头羊,实际上在财政上都是债务最高的国家,那他们的债务是怎么形成的?

这是因为在专制体制下,虽然没有这种制度上的约束,但老百姓的行为对统治者造成了事件性的约束。所谓事件性的约束就是指虽然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但是每一件事我们都要维护我们的利益。讲的简单点就是统治者横征暴敛,我们要尽量的阻止,统治者已经搜刮去的钱,我们一定要让他为我们办事我们要理直气壮的要求他们为我们办无限多的事

为什么你要为我们办无限多的事呢?因为你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既然承担了无限的权力就应该承担无限责任,所以你活该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都要你提供,你提供不了,我们就骂街,那么在这种压力下,当然政府就出现了财政赤字,这种情况其实和当年的英、法是一样的。

高负债和民主体制有关

当然西方国家也不见得都像希腊那个样子,通常左派上台福利就增加,但是税收增加的不快,或者说干脆就不能增加;右派一上台就要减税,但是减福利很困难。这种趋势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理论上西方也有些学者提到过民主制度和赤字财政的关系,比如布坎南就曾经讲过,民主政府经常是缺钱的,因为民主政府向老百姓收钱很困难,可是老百姓比民主政府花钱很容易,因此就比较麻烦。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可是他们弄到更多的钱的本事其实是很有限的,而他们的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再向老百姓收那么多的钱,可是他们这个国家又不能不为老百姓做很多事,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呢。

所以我说西方国家出现债务困境的根源是民主制,造成现在这个债务困境既不能怪左派也不能怪右派,或者反过来说,既怪左派也怪右派这是不行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左、右派玩游戏的那个平台,简单点就是民主平台,如果不是民主制,左派、右派就不需要讨好老百姓,他只需要讨好皇帝就行了,那他当然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全球化以前左、右派不会这么干

可是这个我要讲了,如果问题在于民主制,那民主制为什么以前他可以正常的运作呢?如果民主制就免不了这样的弊病,那民主国家不就早破产了吗?他为什么还能维持到现在呢?而且按照福山的说法,他们以前似乎是没有什么国家能力问题的,为什么现在就有了呢?那么因此我要讲,老百姓的意志在民主制度中是起了相当的作用,而老百姓不是圣贤,不是最聪明的,但老百姓也不是不可救药的傻瓜,很多事情老百姓如果看到了弊病,他们是会调整的

  问题在于其实“西方”内部也千差万别。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平等,二是有个“中性政府”。这第二条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条,如果说我们比美国“注重平等”,这虽有争议,至少有人还可以这么说。但是与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义,我们好意思说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吗?

财政被逼的公开、透明

波兰人后来就出现了圆桌会议,所谓的圆桌会议无非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坐下来就权力和责任进行商量,讲的简单点就是统治者说“你们的要求我们没法满足,我们只有这么点钱,我们跟你们商量,现在无非就是两条道路,要么你们多交点钱,要么就是你们让我们少干点事儿。你要求的这个高福利我们提供不了,你让我们提供那你们就多交点钱。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政府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老百姓不讲也有了,老实说统治者是愿意向老百姓亮账本的,之所以愿意其实都是财政赤字造成的。

我们知道宪政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渐进的内容,所谓渐进的宪政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要着急搞什么政党竞争这个东西太遥远了,但是我们首先要做到一步就是政府挣了多少钱,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怎么花这些钱,讲的简单点政府的账本我们要看,这就叫做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这是走向民主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可是这个条件怎么才能产生呢?大家想想什么样的统治者愿意向你亮账本呢?

如果这个统治者他想要你的钱随时可以抢过来,抢过来的钱他只给自己花,不给你花你也不能向他问责,那他凭什么要告诉你账本呢?他向你亮账本只有在一种条件下,那就是他向你征税很困难,而你又逼他不断的花钱,导致他最终欠了一屁股债,他实在没办法了,这个时候你不讲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他都主动的把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圆桌会议就这么出来了。


通货膨胀让老百姓感到政策弊病

在过去,国家财政相对而言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运转,我刚才讲的这种弊病不会太严重。因为如果你又想高福利,又想低税收,两个都想要,那么最好的结果就是国家一分税不收,但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都给你包下来,可是这可能吗?这在中国人的说法是一句“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如果这样做肯定要出问题,老百姓当然是知道这个道理的,所以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如果实行这种政策很快就会出问题,比如政府欠了一屁股债。那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向老百姓借债,那么老百姓就面临着要买一堆的国债,而且这个国债很可能会不断的贬值,或者就是国家要靠印钱来维持,用钱来弥补赤字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知道自己手中的钱就没了。像希腊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它本来就有些毛病,它就曾经因为财政赤字导致他的货币德拉克马出现通货膨胀,可是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这个问题不那么严重,为什么呢?

因为德拉克马一旦发生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感到这个游戏不可能持续了,因此他们不会把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的太过分。可是现在希腊加入欧元区了,加入欧元区的结果就没有德拉克马了,希腊都用欧元,而欧元是不会通货膨胀的,因为欧元是欧洲发行的,不是希腊人发行的,那么希腊欠了债怎么解决呢?欠了债就通过借债来解决,而作为欧盟,他也有责任给希腊借债,那么这就比较麻烦了,通过借债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感觉不到通货膨胀的,事实上希腊也没有发生过通货膨胀。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通货,欧元区的货币是统一的,但是财政政策是各国自己搞自己的,这种状况当然就会越变越厉害。

美国高负债的解决办法

希腊当然是一个小国,其实大国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像美国我们知道,从次贷危机以来他的债务就很厉害,美国居民的消费借贷,其实也是一个公共债务的另一种曲折的表现形式,美国的借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变得越来越厉害,美国的解决欠债其实无非就是做两件事,一个就是发行外债、发行国债,而且美国的国债和日本不一样,主要是对外国发行。另外一个就是贸易赤字,美国基本上买东西很多,但是卖东西很少,那么他就用美元来支付这个逆差,搞得世界上各国手中都持有了巨额的美元,这个巨额美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美元买美国的东西,但是美国现在没有东西让我们买,或者说我们买不到什么东西,只能暂时欠着积累了大量债务。

美元霸权并不存在

那么这种债务我们说到底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有人说债务说明了西方的霸权,尤其是美元的霸权,他们说美元是一种世界货币,美国有了发行世界货币的权利就可以剥削世界各国,这体现了一种霸权,所以来在次贷危机以后我们说要消除美元霸权,要用一种别的东西来替代美元,用什么东西替代呢?有人说是特别提款权,也有人说用我们的人民币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那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的不同,而是与所有西方国家、至少是主要的西方国家的不同。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从美国到瑞典–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民主的分歧

而且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中对这个问题肯定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有一些人比较弱势,他需要国家更多的保障,那么他们就会赞成国家多征点税,然后多搞点福利;那么又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就不愿意让国家征那么多的税,当然也不希望国家负太大的责任。

这个时候老百姓自然而然就会有不同的取向,那老百姓和统治者之间到底签订什么样的合同呢?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合同范本,比如右派提供一个的范本,你如果让我执政,我会给你们更多的自由,但是你不能指望我什么都给你们包下。那么左派又说我可以大包大揽,我可以给你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但条件是我可以随时把你们抓起来杀头,我这个权力要无穷大。

那这就由老百姓来选了,老百姓既然选了右派,那右派一开始就声称是可以给你们自由,但是不能大包大揽的,那么这个契约既然已经定了,老百姓当然就要认。大家知道在圆桌会议以前,波兰市场上物价一涨老百姓就抗议,暖气烧的不够暖老百姓也抗议,但是圆桌会议以后老百姓就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它并不必然导致老百姓一根筋的主张,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全球化下民主的危机

但是一般来讲,国家的财政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或者说在一个孤立国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现在我们搞全球化了,搞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全球的金融越来越一体化,一个国家的财政越来越可以通过透支、借债向全世界进行稀释,那么就会造成债务扩容老百姓感觉不到。比如说像希腊人那样低税收、高福利,但是居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希腊人过得很舒服,谁会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改呢?

因此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透支效应的确会使民主政治导致巨额赤字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那么政府欠了一屁股债,当然就会产生政府没钱花,也就是所谓的福山讲的国家能力不足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在2011年深有感触,我到法国去了一趟,呆了大概半个月,我有个感觉就是法国当时几乎所有的景观灯都不亮,所有的喷泉都不喷,大概只有协和广场的一个喷泉还在喷。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说国家没钱,可是法国人的福利是不能动的,法国人该有的各种各样的保障国家是不能少的,那么国家只能节省一些面子上的钱。我要讲其实这个面子实际上是省不了多少钱的,法国的国家财政赤字能够通过你不点灯、不放喷泉来解决吗?根本是不行的,但是法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很简单就是要使老百姓知道我们国家的财政有困难。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金融一体化的透支效应会使得民主制度对财政赤字的约束功能越来越差,那么这个越来越差就会产生西方政府的财政透支。

美国强盛时,美元是可以兑换的

可是大家知道所谓的美元霸权,按照现在这些人的说法是说美国人只是印钱就可以买东西,而你手中的美元他不用兑付。但是大家知道美国其实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签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就确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当时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人主持的。那个时候的美国力量最大,如果要说霸权的话,美国那个时候的霸权也是最强的,而这个体系明确规定美元是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的,也就是说它是不能随便印钱的,他印出来的钱一定要有相应的黄金作为保证,持有美元的人可以自由的兑换黄金,因此那个时候你不能说美元是没有制约的。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另一个冤大头玩家

但是大家知道透支除了有这种机制以外,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还要有个冤大头就是要有人愿意被你透支。这和抢钱是不一样的,抢钱你可以说有霸权就行,透支是借钱,借钱的一个条件是别人愿意借给你。那么现在有了借钱的机制,也就是全球化,还得有一个愿意把钱借给你的人,这个游戏才能玩得成。借给你钱的人是谁呢,这就是和你一起玩全球化,但是体制和你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反的另一类国家,也就是冤大头

国力衰弱后,美元是不可以兑换的

但是到了1971年-1973年间,当时美国的整体宏观经济实力在全世界占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然后又由于石油危机的冲击,于是在71到73年之间就出现了美元贬值、马克升值,大家都用美元去兑换黄金,结果美国受不了了,然后就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从此美元就不能自由的兑换黄金了。那么这个事情以后,才有了现在有人指责的所谓的美元霸权,也就是说美国只要印钱就行了,它可以印钞票来买世界各国的东西,自己就不需要有相应量的出口,我们说这叫霸权,可是这真的是霸权吗?


我记得在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规定被废除的时候,全世界的左派包括中国都是一片欢呼,说美元兑换不成黄金这是美帝国主义垮台的前兆,当时有一句经常讲的话叫做金元帝国的崩溃,我记得自己在日记中还欢呼过这个事情,说美帝国主义要垮台了,你看美元已经兑付不起黄金了。

那么我就要想了,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在这之前美元是受到制约的,他不能随便印钱,那时候他的力量实际上是最强的,而且这个规矩实际上也是他定的;那么到了后来,金元帝国崩溃了,按照我们的说法是美国不那么强大了,他反而有了霸权了,这显然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如果说不能兑付黄金就是美元没有制约了,那布雷顿森林体系难道是美国人自己制约自己吗?那个时候他更强,为什么反而美元可以兑付呢?假如美元可以不兑付真的是他的霸权,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为贸易赤字烦恼呢?包括特朗普今天要搞什么贸易战,为什么要搞贸易战,就是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太大。如果说贸易赤字大就说明了你有霸权,那贸易赤字岂不越大越好?当然贸易赤字对于美国来讲是非常危险的,过大的贸易赤字这个东西绝不是只能用霸权来解释的。美国真正有霸权的时候他搞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那一套,而不是现在这样不可兑换美元,因为不可兑换美元实际上是美国高负债造成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什么霸权。

这种高负债现象和希腊的高负债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程度上可能有区别,但是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这种现象其实不是美国人愿意看到的,但是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办法改变而已,包括特朗普现在要搞的贸易战,他也是想要改变这个事情。

那么高额贸易赤字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们现在换一种货币,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再说。

  其实摈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比较复杂,但根源和国家负债的根源是一样的,对此我另外写了文章讨论,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账面平衡的嘛,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两个玩家的制度不同

我刚才讲过西方这些国家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债务,原因就是他们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新葡京官网入口,,而老百姓在高福利、低福利之间,他们喜欢高福利,在高税收、低税收之间,他们喜欢低税收,因此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那么国家的口袋里是不可能有很多钱的。

跟这些国家一起玩全球化游戏的,尤其是玩金融一体化游戏的还有另外一类国家,这一类国家也有左派、右派。而且这一类国家的左派、右派你分析起来还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不管是来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是来自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都是西方的。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完全相反,他们的左派、右派不需要讨好老百姓,他们的左派和右派只需要讨好皇帝

这里我要讲,不是说他们的左派、右派在道德上有什么缺陷,你不讨好皇上也行,但是如果你不讨好皇上,你的主张是很难被付诸实施的。假如你只想当一个书斋里头的学者,那当然就无所谓了,但是假如你希望你的政策被皇上采纳,那么你就不得不投其所好,而我们知道,皇上对左派、右派的主张也只喜欢一半,这和老百姓是一样的。但是他喜欢的是另一半,皇上喜欢横征暴敛,皇上喜欢国家有更大的权力,但是同时皇上又不太喜欢有太大的责任,也就是说左派得势,皇上的权力就变大了,就更加横征暴敛,但是他的责任仍然是不能追问的;那么相反,皇上也很喜欢右派,因为右派得势,皇上的责任就变小,右派为他推卸责任他是喜欢的,但是右派要限制他的权力,他就不喜欢了。

所以这种体制下的规律就是政策一右,统治者的责任就推卸得厉害,福利问责就更谈不上了。而政策一左,他的权力变更大,税收便更高,而责任又不承担,因此这么一左一右的变化,国家会产生一个相反的状况,就是统治者手中的钱会越来越多,多到他都没办法花。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乱撒钱了,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国、西方国家正好需要透支。他如果不透支我们的钱,我们还不知道放在哪,而且我们现在投资的风险也很大,那巴不得他透支了。那么有透支的机制,又有愿意被你透支的人,那当然这个游戏就越玩越大了。于是这样的游戏,在玩全球化的这两种国家的类型中,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两种问题是很不一样的问题在一边造成了政府乱花钱的问题,在另一边造成了政府没钱花的问题

而对于西方国家,的确会带来如福山所讲的国家能力的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使得民主体制的财政基础变得越来越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