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烈女”向邓玉娇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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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会
 

高一飞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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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6月16日上午11时,“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湖北巴东法院一审结束。法院当庭宣判,邓玉娇行为属防卫过当,且邓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

  邓玉娇案以一审当庭宣判“构成故意伤害,但免除处罚”的结果初步落槌,如果巴东地方政府不掀新的波澜,此案不反复,邓玉娇当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本专题由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在邓玉娇案发生后所组织的一次征文活动编选而成。我们认为此案绝非“普通命案”,而是严重涉及对妇女的暴力,对妇女的暴力则又是整体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和对妇女的权力压迫的表现,因此,对此案进行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和妇女人权立场的剖析是十分有必要的,而在一度汹汹的舆论中,这样的视角和立场却相当缺乏,为此,我们以集体发声的方式展开此次行动。

  从报道介绍的案情来看,起诉书和法院最后认定的案情与公安机关第三次通报的内容基本相符:

  自5月10日晚案发以来,媒体最初的简要报道引发第一波的舆论热潮,中经巴东警方屡改案情引发平媒、网络的全面追问,邓玉娇辩护律师的神秘撤换,直到最后开庭审理、当庭宣判,此中曲折一言难尽。

  本专题所展示的角度并不全面,更深层的讨论还应当继续,我们希望至少能够以此提示,社会性别视角和妇女人权立场可以开启不一样的批判思考之路,而这样的批判思考所要求的,既是每一位妇女公民的权利保障,也是对从历史到当下的社会性别制度和文化的全面改造;所始终警示的,则是我们每个人在此制度文化中的责任和担当。

  2009年5月10日晚,巴东县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副主任黄德智等人,酒后到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梦幻城”玩乐。邓、黄等人欲去水疗区做“异性洗浴”。黄德智发现VIP5包房内正在洗衣的邓玉娇后,进入房间,向邓玉娇提出陪其洗浴的要求。邓玉娇称自己不是水疗区的服务员,并摆脱了黄的拉扯,拒绝了其要求。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邓玉娇事件都打上了当代中国以法为表征的各种问题之烙印,这起案件完全可能成为研究当代部分中国问题的重要索引之一,本文便是这样一种尝试。

  

  随后,邓玉娇离开VIP5包房。在走廊上,邓玉娇遇见了KTV区的服务员唐某,向唐讲客人将她误认为是水疗区的服务员之事,并与唐某一同进入服务员休息室。此时,休息室有罗某某、王某、袁某等三名服务员正在看电视。

  

  摘要

  黄德智紧跟邓玉娇进入休息室,对其进行辱骂。邓贵大闻声赶到休息室,得知邓玉娇拒绝为黄德智提供“陪浴”服务,便与黄德智一起对邓玉娇进行辱骂,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面部、肩部搧击。

  公民权保障与旧法律理念的冲突

  ——想做一个有人格与尊严的人竟如此之难,这让我们再次深感底层女性生存环境的恶劣,一个想保护自我内在价值的女性却被逼到无路可走,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邓玉娇称有钱也不陪浴。经服务员罗某某劝解,邓玉娇欲离开休息室,被邓贵大拉回。此时,闻讯赶来的领班阮某某,对邓贵大、黄德智解释邓不是水疗区服务员,并让邓玉娇离开休息室。

  

  ——在巴东邓玉娇案中,邓玉娇和她反抗的三个男人,邓与地方相关部门,构成了一组组蒙太奇,然而,其中有些已经被提示、对案件理解和处置非常重要的信息,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邓玉娇欲再次离开,邓贵大又将其拉回并推倒在沙发上。邓玉娇站起来从随身斜跨的包中掏出一把水果刀藏于背后。邓贵大再次用力将邓玉娇推倒在沙发上。邓玉娇双脚朝邓贵大乱蹬,把邓贵大蹬开,并站起来。邓贵大再次扑向邓玉娇,邓玉娇持水果刀朝邓贵大刺击,致邓贵大的左颈部、左小臂、右胸部、右肩部四处受伤。黄德智上前阻拦,亦被邓玉娇刺伤右臂。邓贵大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邓玉娇案一审判决免除处罚恢复自由身

  追寻历史一直是分析当下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研究中国当代法问题,也必是如此。邓玉娇案中民意对公权力的全面追问,不仅仅与本案的案情事实以及人们朴素的正义感相关,更与30年来的立法、行政、司法诸公权力领域的规范及其运作本身关系密切。

  ——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又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评判此事?人性或兽性,支持弱势者或强权者,两者间的区别正是分水岭。

  邓玉娇发生后,网络上有些网民和少数学者把邓玉娇描述成为民除害的“巴东烈女”,认为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能否认,邓玉娇的致人死伤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是显然是防卫过当的。这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法律的规定。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仅从立法角度看,是近30年来立法机关密集、频繁制定的结果,其规模之庞大,内容之全面,体系之复杂,在世界立法史上都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毋庸置疑,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正如要充分意识到它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意识到这套法律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

  ——妇女人权的国际共识是:所有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行为,也包括威胁采用这些行为,都属于对妇女的暴力。

  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这套法律体系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法观念的流变过程。从1979年制定的旧刑法为标志,当代中国法最初的法观念延续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它导致了法依然被赋予所谓“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理表述,从而导致现实立法必然循着统治意识而非人民自治意识、敌我意识而非保障公民权意识制定法律,这直接导致了立法不以保障公民权为目标,而以管理、限制甚至剥夺公民权为结果。

  ——要给邓玉娇一个公正的裁决,最需要的不是政府机构拍胸脯式的坚决保证,也不是已调动起来的民众热情,而是赋有维权监督职责的机构或组织参与到真相的揭示中。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逐渐淡化,尤其是近20年来,自由、平等、民主、公民权、人权、法治、自治、宪政……等重要法观念渐次深入人心。然而法的滞后性、稳定性特点决定了大量立法不可能有这样的现实适应力,即使20年前开始,立法机关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法观念的演进,从而开启了迄今活跃的改法活动(例如新刑法产生于1997年,离1979年刑法只有18年,比较一下两部法律就可以知道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即便如此,即便立法机关在完善法的过程中尽了极大努力,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法观念及其具象化的规范落实,依然遗留着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司法没有必要这么害怕舆论,在追求正义的路途上,司法和舆论完全可以并肩前行;司法没有必要担心民众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她/他们的见解来自最真实的中国生活,而且只有她/他们永远不可能生活在别处。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除立法之外,行政、司法的具体公权力运作中,前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和制度安排及其导致的公权力现实行使方式,也都与现实公民权保障之要求生出许多矛盾。

  ——邓玉娇和邓贵大等人的冲突并不涉及“清白”或“贞节”,她的爆发是因为人格和人身安全受到侵犯,她的反抗则是对权利的自卫行动,她的激烈悲愤是基于内心的尊严,而并不是贞操,与此同时,她还撕开了某些特权男性的丑恶和“特殊服务”要求所掩盖的性暴力真相,正因如此,她的行为才唤起了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

  邓玉娇的行为是认定为完全的“正当防卫”还是具有防卫性质的防卫过当,关键要看在休息室中,邓玉娇被“邓贵大拉回”、两次被“推倒在沙发上”、“邓贵大再次扑向邓玉娇”而引起“邓玉娇持水果刀朝邓贵大刺击”这个时间内,邓贵大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邓贵大是要强奸或者想要进行“其他危及邓玉娇的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邓玉娇当然构成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特殊防卫”(或谓“无限防卫”)的情况,属于正当防卫。

  由此,两种法观念及其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全面爆发,虽然绝大部分冲突如地底下的熔岩,灼热但隐蔽,但依然会有部分熔岩冲出地表,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时气象。

  ——女性的身体权究竟属于谁,是女性自己还是某个男性,抑或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当邓玉娇两次被推倒在沙发上,难道她只能任由自己的身体和人格被践踏?我们至少已听到她的声音——我的身体我做主。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邓贵大、黄德智的行为并不构成强奸罪。案发时,梦幻城领班、服务员多人在场,服务员休息室任何人可以出入,这使邓与黄两人要行强奸的说法过于勉强,违背常理;至于说当时邓与黄要行凶、杀人,既缺乏动机,也不符合当时的行为特征,因为如果邓与黄要致邓玉娇死伤,其动作理当更加激烈,而不是“拉回”、“推倒在沙发上”这些动作。

  原因无法消除,冲突也就无以避免。邓玉娇事件便是在这样一个深广宏阔的中国法特殊背景下发生的。

  ——反思该案相关的男性视角,我们不难看出,司法领域存在的社会性别问题使女性在自我保护问题上无所适从,这才是本案的深层次问题。邓玉娇从刑事诉讼中解脱出来,就意味着所有女性从司法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无数人尤其是妇女关心此案的真正意图:关注邓玉娇的命运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

  结合“得知邓玉娇拒绝为黄德智提供‘陪浴’服务,便与黄德智一起对邓玉娇进行辱骂,拿出一叠钱炫耀并朝邓玉娇面部、肩部搧击”这些明显的侮辱行为,我们可以看出,邓与黄两人是因“陪其洗浴”的要求被拒绝、扭曲的尊严受到损害而恼羞成怒,用推坐、辱骂、用钱搧击等行为肆意侮辱邓玉娇的人格,是侵害邓玉娇人格和身体的严重违法行为。邓玉娇持水果刀刺击侵害人致人死伤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还是故意杀人罪,这是根据其内心的故意内容来决定的,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心理的内容难以把握、存在争议的时候,根据有利被告的原则,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所以,实践中往往对于雇凶杀人,但是否要杀死这样的授意内容不清的,也定性为故意伤害)。所以,对邓玉娇的行为定性为故意伤害是适当的。但在“减轻”还是“免除”刑罚的选择上,考虑到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对其免除处罚,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法体系蝉蜕历程中的几项特征

  底层女性同此处境,为什么

  说该案一审裁判“令人信服”,除了以上的理由外,还因为该案在事实问题上其实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邓玉娇本人、黄德智、还有罗某某、王某、袁某等三名服务员和闻讯赶来的领班阮某某之间的证词可以互相印证。从邓玉娇可以与外界接触、与网友合影的情况来看,可以否认公安司法机关对其强制取证的可能。所以,本案不会形成所谓真相难求的“罗生门”情况。而在刑罚选择上,考虑到了被害人在本案起因上的的恶劣情节和邓玉娇的各种从轻情节,是公正、理性的选择。

  

  张红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当然,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本案在程序上还存在问题:一是公安机关在通报中虽然提到“争吵中,休息室内另两名服务员上前劝解”,但对他们进去之前“休息室有罗某某、王某、袁某等三名服务员正在看电视”的事实没有强调,表面上客观地平铺直叙,但恰恰容易导致公众的误解;二是在公安机关拘留邓玉娇期间(当时还没有变更成监视居住),邓玉娇与网友见面并合影。(5月16日,网民“屠夫”到达巴东县见到了邓玉娇的亲属。“屠夫”在博文中称,5月17日下午,“屠夫”陪同邓玉娇父母带着网友们的支持和鲜花到了优抚医院去探望邓玉娇,由于是周末主治医生没上班,后经过向副院长的同意,邓玉娇母亲如愿以偿的看到了多日不见的女儿。)如果属实,这显然不符合拘留的规定,世界各国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公安机关对网民的一味迁就,显然违法。三是在法院审理中,对于任何案件,法院应当预先公告审理日期和地点,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还应当用“抽签排序”的方式公平选择旁听人员。在公安机关如何公开信息、旁听人员如何选择的问题上,我国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有待立法上的完善。

  两种法观念及其由此导致的规范之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表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借助规范体系的护法,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侵害了大量公民基本权利,无论是法的实体还是程序意义上。这一总体特征在其冲突发生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

  

  在邓玉娇一案诉讼过程中,公众有很多情绪化的表达,有些人对防卫过当构成犯罪过于敏感,担心司法机关因此而忽略邓贵大等人的违法行为而对邓玉娇的防卫性质考虑不够、处罚过重;有些则由于对官方发布的信息不信任而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文学化的想象,这是长期以来司法不公正、司法不独立导致的民众对司法不信任的表现。而这样的情境下,有些知名度较高的学者一味迎合某些激情看法,对邓玉娇案断章取义、随意解释,导致邓玉娇案件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快要变成剧本和散打评书了。但不管怎样,民众监督司法、批评司法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政府是可以被批评的,关键是如果你是位专业学者,最好批评得专业一点、批到点子上,这样,批评才更加有力。

  1.公权力的罪错递增规则

  在5月10日晚8点多的一刻,内向而直率的女子邓玉娇挥刀自卫,这是弱势女性的人格和尊严与强势男性的权力和金钱厮杀搏斗的一刻,由这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邓玉娇,还有无数个同处此境的邓玉娇,在这个社会上最无权无势无钱的弱势群体——农民、城市贫民,特别是其中的女性。

  

  缺乏制度性、常态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公权力在其行为过程中必然自大颟顸,常常视公民权若无物,这在那些缺乏特定社会监督的日常公共事务中,表现尤为明显。这种权力的傲慢与偏私,在遇到阻碍其横暴施展的公民权障时,通常以各种非正义的法外行为强行碾过,如果整个公权力行为存在多个环节,只要第一个环节发生错误,那么后面的环节将自动出现制度性护短现象,于是连环侵权在连环谎言的护卫下得以顺利发生,直到最后公民权遭到灭顶之灾,这就是不受监督和制衡的公权力在实际运作中的罪错递增规则。

  像邓玉娇这样在所谓“娱乐场所”工作的女性,是最容易被侵权的人群。她们身处社会最底层,为生存才到这种地方工作,虽然饱受误解,但她们却希望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通过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使自己良心安宁。她们已经退守到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她们的生活目标已经缩小又缩小到仅仅糊口。可是,有些男人却自认为不但可以随意买卖性服务,还可以强行逼迫女性提供性服务,可以随意将女性的尊严踩在脚下。邓贵大等人之所以对邓玉娇再三纠缠,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自己在如此“贱人”面前竟无法实现权力意志,于是他就一定要证明自己拥有对她的权力。不幸的是,邓贵大找错了对象。

  2009-6-16,重庆烈士墓。

  可悲的是,这种罪错递增规则在各类公共事务中一般处于隐性状态,只有在得到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而且是有比较高的关注度的时候,才可能清晰展现。前几年曝光,迄今尚无结果的聂树斌被枉判死刑案件,可谓最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司法公权力领域的罪错递增规则。这几年数起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一规则的实际运作:孙志刚“心脏病”、高莺莺
“自杀”、瓮安“俯卧撑”、李荞明“躲猫猫”、谭卓“欺实马”……此次邓玉娇事件中,警方屡次修改案情通报以及其他的系列活动,都是一种制度性罪错递增规则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