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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曾经想成为“中国总统”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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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说叫《绿化树》,是张贤亮先生1984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你看,又是1984年,上周我们读的《棋王》也是1984年发表的。所以说,那一年,真的很特殊哦(我就是那一年出生的)。

沈睿 (进入专栏)
 

张贤亮曾说过自己是复杂中国人的代表,知识分子从苦难里趟过来,有人陷入深沉的反思,有人去做不相干的学问,有人更加唯唯诺诺,只有他,是抡圆了活。而他还说,自己这样都算落魄的,他原本的理想是做总统。他桀骜不驯,风流放诞,更有淡漠的眼神加上温暖的叙说,传说中的纵欲和他口中对佛教的笃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成就着他的一种丰富,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大境界,一种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洒脱。回望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他一样的伤痕文学作家曾经如同拓荒者,一边捂住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痕,一边在新时期文学荒地上播撒种子。遗憾的是,张贤亮并没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个时代起到了反思与刺激的作用,但在这之后,包括张贤亮等一些伤痕文学作家却没能继续以文学的探索,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望。张贤亮的文学生命,犹如突然中止的壁钟,从此陷入了尴尬与沉默之中。此后的各种文学荣誉与职务,都不过是对他此前文学创作的追认与加封。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张贤亮先生的了解,来源于一次长途旅行。2008年夏天,我到宁夏出差顺便旅游,去贺兰山东麓参观了被誉为“中国一绝,宁夏之宝”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有许多在国际国内获得大奖的影视作品,诸如《牧马人》、《红高粱》、《黄河谣》、《老人与狗》、《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和《绝地苍狼》等,都在镇北堡影视城取景拍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话西游》里的盘丝洞,还有《红高粱》里的月亮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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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少成名,21岁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以青年才俊的才气在文坛崭露头角。在1957
年4月7日给《延河》编辑部的信中,他以一种直率的年青人的激烈和自信宣称:“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同时,我有信心,我有可能,况且我已经自觉地挑起了这个担子……。”现在看来,21岁的张贤亮简直是个无所畏惧的国际主义战士。只不过,他手里拿的不是来福枪,也不是镰刀,而是一只蓝黑色的自来水笔。青年的盛气展现了张贤亮对人生的奋进,对文学的希望与抱负。在当时发表的《夜》《在收工后唱的歌》《在傍晚唱山歌》《大风歌》等抒情诗中,他以炽热的情感、富有浪漫和幻想色彩的文字尽情展露内心激昂、奋进的精神气质。随即因《大风歌》罹难,这带给他巨大的震撼,从而使得精神肌理渗进强烈的悲剧色彩,激愤、悲怆、孤独。如他自己所言:“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个孤独感的内核。”

这个走出过像周星驰、姜文、巩俐等明星大腕的影视城,就是张贤亮先生创办的。起初,我以为他是个纯粹的商人,后来读过留在影视城里的简介才知道,原来他是个著名作家。而这本《绿化树》是张先生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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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章永麟,在被打成右派劳改几年后,终于获得释放,被分配到与劳改农场仅一渠之隔的普通农场就业。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么容易患历史健忘症?是中国文化的乐天知命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文化的心理中吗?据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最强的卫道士辜鸿铭说,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乐观的民族。我们不太喜欢抽象的冥思苦想,不喜欢回忆,我们喜欢乐观地向前看。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点。前些天我在拉托维亚首都里加开会,我的发言讲的是中国作家的英文自传在西方的意义。我的主题是这些用英文写的自传是世界视野内的中国历史的见证词。作为见证者文学,这些作品有自己的写作方式,结构和特点,这些见证者文学非常重要,可以与现在依然红火的对纳粹时代控诉反思的大屠杀文学相同并论。我的发言完了,做问题解答。一个从莫斯科来的中国女学者不同意我对这些自传的评价。她认为这些人用英文写自传,一是为了宣传自己,图商业利益,二是她自己不屑为之。她举例说,她文革后刚到莫斯科,就有俄国的出版商找她写自传,她不愿意写,认为回忆文化大革命没有意义。她的父母如今跟她同住在莫斯科。她的父亲常常说干嘛要想过去,干嘛要想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她因此认为我提倡写自传记录和反思中国历史,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不符的。

在“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被留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0余年。他从不讳言因为20多年的劳改经历,承认直到40岁还是童男子;也不讳言中年之后自己在女人身上的“报复性补偿”。对于性,张贤亮从不觉得羞耻。“别人想女人的年龄,我在想政治,在想怎么活下来,在想怎么会逼我到这一步,是政治,那才是最重要的事。”劳改带给张贤亮的,除了性的压抑,还有饥饿的记忆。关于劳改中的饥饿,张贤亮曾有过略显黑色幽默的表述:他曾被“饿死”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人每天口粮只有2两,造成极度营养不良。有一次他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可能是休克了,但周围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送到了太平间。半夜他又醒了,在求生本能下自己挣扎爬到了门口,又晕过去了。第二天来人给他收尸,一看怎么“死人”自己跑下来了?一摸他还有点气,就给他喂治疗女性气血的中药乌鸡白凤丸。一连喂了几颗,把他吃活过来了。张贤亮自述的这个假死过程,有人对其真伪有质疑。但劳改过程让他饱受饥饿之苦,继而成为之后几十年的重要文学素材,应是不争的事实。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活下去,每个人都想尽了办法搜寻食物。尽管在去农场的路上,章永璘的运气不好,没有找到一根黄萝卜。但他的情绪还是非常好:毕竟已经离开了劳改大队,毕竟开始了一种“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一个充满蛊惑的未来正在前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他。可是,他又分明地感到一种不安,在潜意识里,没有管教与呵叱的生活对他已经不习惯了。

  我自然立刻找出老祖宗来不同意她。我说,中国文明在世界上是唯一的非常注重记录自己历史的文明。两千年前我们就有司马迁写作《史记》,给历史留下证词,留下证据。没有司马迁,我们怎么能知道汉代之前的事情?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绝不是只向前看的历史,相反,中国的文化是记忆的文化。这位也来自中国在俄国工作汉学家同意不同意我,我不知道。我从会场上出来后还在想,文学和写作本身都是这些热爱写字的人有强烈的记忆的欲望的原因。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学,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

1960年的世界,卡斯特罗雄心勃勃在股东世界革命,肯尼迪在发表他的新边疆政策,西方国家在鼓吹”福利国家”口号,某个城市还在选举”牛奶皇后”……中国呢,中国粮食欠收,到处都在闹自然灾害。毛泽东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要是有番薯吃就好了,张贤亮想。他饿得很,怎么也得找口吃的,好活下来。情况似乎越来越坏,几个月后,他做了人生的最大一次冒险:他从农场逃跑了。1961年1月底,在逃亡一个月后,张贤亮回到银川的农场。一切恍若隔世,他继续着每天五六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命运的事情,他根本没力气想。在后来的小说《我的菩提树》里,张贤亮略微记载了这次逃亡:”我生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凛冽的元旦之晨,趁出劳改大院去打扫干部家属楼的厕所时逃跑。流亡在外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的经历,超过了日记注释的范围……刚刚逃出了几天,劳改队外部的社会现实就教训了我,让我认识到这次逃跑是极端错误的……大约在一月十日我到了中国西北的大城市兰州。当时的兰州火车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了的十九世纪作家雨果笔下的”乞丐王国”。而逃亡的具体细节,张贤亮从来没有在任何一部小说里写过。也是在这次逃亡中他发现,全中国都在挨饿,地方上还不如劳改农场。作为逃跑的惩罚,他被派到贺兰山脚下的芦苇荡里放羊。在这里,他做了他这一生最狂热的梦:做中国的总统。”最苦的时候,我幻想做中国的总统。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有人揭竿而起,我完全有能力把中国统治好。我写过一个《告全国人民书》,讲了我的四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资产个人化,经济市场化。”

在农场里,谢队长把他们几个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的人安排住在一个“家”里。新“家”是一间土坯房,空空如也,连一张床都没有。尽管章永璘不满意,但他还是率先选了一个靠墙的铺子。书中有这么一段精彩的描写:

  怀着这样的信念我去参加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劳改纪念馆的开幕式。劳改农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这二十年间曾经遍布中国各地。在这些劳改农场里,聚集着中国的受教育者阶层。他们很多都是因为“反右运动”或其他政治运动被诬陷成红色革命的罪人,被发送到这些边远而艰苦的劳改农场里“劳动改造”的。在二十年里,成千上万的劳改的人死于饥饿,死于过度劳动,死于营养不良,死于虐待,死于莫明其妙。成千上万的身体默默地被消灭掉了,成千上万的灵魂被默默地抹掉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声音或遗物。他们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背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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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根,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句谚语真是没有一点杂质的智慧。在集体宿舍里,你占据了墙根,你就获得了一半的自由,少了一半的干扰;对我这样连纸箱子也没有的人,墙根就更为重要了。要是有点小家当,针头线脑、破鞋烂袜之类,或是“祖宗有灵”,搞到了一点吃食,只有贮藏在墙根的干草下面。如果财产更多一点,还有一面墙供你利用。你可以把东西捆扎起来挂在墙上。更妙的是,你要看点书,写封家信,抑或心灵中那秘密的一角要展开活动,你就干脆面朝着墙,那么,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会远远地离开你,你能够去苦思冥想。睡了四年号子,我才懂得悟道的高僧为什么都要经过一番“面壁”。是的,墙壁会用永恒的沉默告诉你很多道理。

  中国的劳改农场被不忘掉劳改记忆的人称之为中国的古拉格,是非常确切的。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曾经有几百万人在里面被迫劳动“改造”。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人数绝不会比苏联少。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是彻底极权的时代,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坚持要向世界说实话,描述劳改农场的真实状态。在中国,随着毛泽东的死,他的权力开始土崩瓦解的时代,也罕有中国知识分子站出来以冷静的笔触揭露劳改农场的惨无人道。相反,在中国,被劳改的人离开劳改农场后居然对劳改的生活有很温馨的回忆。让人吃惊不已的是有些作家居然对劳改生活怀着诗一样的虚假记忆。

1979年,当张贤亮获得平反,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把这些关于饥饿、性、苦难和荒谬的记忆写进了他的小说。《绿化树》写的是女人和饥饿,《我的菩提树》写的是逃亡和饥饿,《习惯死亡》写的是死亡和饥饿……有评论家说,张贤亮是那一代伤痕文学家里最被低估的一个。在国外,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米兰.昆德拉–都写政治、性和流亡生涯。张贤亮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米兰.昆德拉一开始就是持异见者,而我是中间被启蒙的。”

在集体劳动中,章永璘结识了农村妇女马缨花。随后,马缨花主动找上门,请他去帮忙打炉子。章永璘去了以后才知道,这只是一个借口——是一个年轻女性邀请落难男人的一种特殊方式,目的只是让他来坐一坐,享受一个白面馍馍,一个印有美丽的中指指纹的馍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