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4

张千帆: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制度与文化的百年进化

进入专题: 宪政
 

进入专题: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
  宪法学
  临时约法
 

武昌的枪声,距今已一百余年。革命这个词汇,也历经了种种变迁和浮沉。各种各样的反思,尤其是对革命的反思,也在百余年间纷至沓来。但反思之前,还是应该先搞明白什么是辛亥革命。

张千帆  

韩大元 (进入专栏)
 

一、什么是辛亥革命

图片 1

图片 2


  

  

什么是辛亥革命?这好像是个不言自明,用不着回答的问题——武昌一声枪响,清帝国土崩瓦解,民国时代到来,不就是辛亥革命么?
这么说对不对?狭义而言,它是对的。但这种表述缺失了三个关键因素:

  摘 要:本文从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探讨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分权四个维度上的百年进化历程。百年宪政之路表明,中国宪政要取得进步,必须首先克服“国情论”和“本土论”的误区,虚心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中国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民族与人种有着同样的人性需要和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宪政也必然具有世界各国宪政的某些共同特点,并为了共同的人性目的而遵循某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统治规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程尤其表明,中国宪政并不是世界宪政的例外,而是日益融为世界宪政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人民自觉拥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宪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为世界宪政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

  内容提要: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法学知识特别是宪法学知识以其特殊功能发挥着引导、诠释与促进的作用,成为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时不可或缺的因素。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在频繁的立宪活动中,宪法学知识不断积累和发展,呈现出与革命之前不同的形态,并在长期的演变中体现着知识的延续性与中国学术传统。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民主共和国意义上的宪法学知识传统与发展道路,对于今天的宪法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1、谁在搞这场革命?

2、革的是谁的命?

3、如何革的命?

  关键词:宪政;制度;文化

  关键词: 辛亥革命/临时约法/宪法学知识/宪法学发展

只有回答出了这三个问题,辛亥革命的概念才算完整。

  

  

谁在搞辛亥革命?

先说第一个问题:谁在搞这场革命。以往的惯用描述,自然是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这种描述有个严重的问题:究竟谁是革命派?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所以,还是改良更好,更理性——自90年代告别革命的概念出炉之后,这个常识普及甚广,但它本身是错误的。错在误读了革命,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

之所以革命会被等同于暴力革命,在于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了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运动,必属革命;但凡坚守和平的政治运动,必属改良。这种划分是不当的。

图片 3
真正能够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是政治诉求,也只能是政治诉求。

具体到晚清,革命党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但长期被标签为改良派的立宪派,其实也属于革命派。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梁氏说,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故而都是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梁启超在论战中还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但主张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显然系指革命党要推翻满清皇室而言;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则是立宪派的和平立宪。
就政治诉求而言,搞预备立宪的朝廷和搞孔教救国的康党,才是真正的改良派。

简言之,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游戏规则的选项。如果有,它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体制基础上修修补补,那么它就只是改良。以目的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

廓清了革命的定义之后,自然不难发现,类似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派没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他们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的论调,其实是伪问题。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和平的立宪派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本质相同,都是兴民权革专制,实同属革命阵营。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至今,中国宪政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百年宪政一路走来,确实是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由于从传统体制到宪政的进化必须经过制度和文化上的双重变迁,中国宪政之路的曲折和艰辛其实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在这个过程中,宪政制度屡建屡废;一次次令人激动的希望接踵而至,但又迅速令人沮丧地破灭。在纷乱不定的权力格局中,不同派别的政治斗争与妥协也曾产生过类似西方的宪法制度,但是都因为欠缺宪政文化的支持而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西方宪政制度和理想或许是令人向往的,但是距离中国现实却总是如此遥远。

  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评价其地位与影响。在辛亥革命发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曲折的过程以及对其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中,法学知识体系发挥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而其中宪法学知识又以特殊的功能发挥着引导、诠释与促进的作用,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的重要评价因素。本文以辛亥革命为主题,以宪法学知识谱系的演变为主线,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宪法学未来发展走向。

革的是谁的命?

再讲第二个问题,辛亥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
这其实是一个真正不言自明的问题。革的当然是清廷的命,是专制的命——革命派的政治诉求很明确。
但现在流行一种反思,说革命打断了改革,认为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和专制,而且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宪政改革。这种说法很有市场。它如果成立的话,辛亥革命则不仅仅无功,简直可谓是有罪了。
这种反思是荒谬的。
其一,改革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慈禧临终前夕的1908年,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改革谕旨,譬如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譬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譬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譬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满篇都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此年,改革就已经死掉了。此后,立宪派在咨议局内、资政院内的种种抗争,乃至发动民众走上街游行请愿,都已不能改变朝廷反改革的决心。
其二,被打断的改革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朝廷所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革理应被打断。因为根据朝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时代的开明专制。如果被打断的改革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至于是否保留君主,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立宪派从来就没坚持必须保留一个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仍然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并无中断。

  中国百年历史昭示了宪政改革的难度,而改革困难的最终原因在于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1]一般来说,宪政改革必须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次上同步推进(参见图1)
。没有制度实践,宪政文化很难推广;没有文化的支持,宪法制度再先进也只能停留在条文层次,很难得到落实,最后或者名存实亡或者索性倒退到旧体制。这就决定了宪政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获得成功,而必然是一个十分漫长和曲折的渐进过程。在理想情况下,要从传统体制和平进化到宪政状态,致力改革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从国外引进或创造新的思想,其中某些思想获得开明政府官员的认同和支持,并开始制度实践;老百姓从制度实践中获得了实在的好处,例如通过行政诉讼保护了自己的权益,因而普遍拥护一开始可能极其有限的制度改革,新制度及其所依托的新理念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共识和主流。例如,在行政诉讼实施十年之后,“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被作为普遍拥护的理念进入中国宪法;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学者和民众开始新一轮的互动,逐步将宪政改革推向深入,直至到达各方都认为满意的宪政状态。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渐进路线走过来的。

  

如何革的命——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第三个问题——如何革的命——最为复杂,它实际上等同于在追问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现在有一种意见,简单地将武昌首义等同于辛亥革命,然后得出许多结论,譬如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性极大的革命,说辛亥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又从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成分构成中得出结论认为革命是由一群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搞出来的。如此种种,也是反思辛亥革命的滚滚大潮中的一个部分。
把辛亥革命局限在1911年本身就错了。革命,是从革命派开始提出自己的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开始的。革命,也一直要到革命派自觉完成了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结束。当然,如此而言,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或者是否已经结束,也就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但有没有具体的起始、结束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须将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历史长镜头里,可以清晰看到,期望万世一系的爱新觉罗皇室主动丧失了太多机会。(至于说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错在无视同属革命派、促成各省易帜的立宪派群体,这些人与会党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什么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
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努力,与外患紧密相随。这种努力,最初表现为洋务运动,后来是戊戌维新,再往后是清末新政。这些政治活动,通常都被冠以改革或者改良的名号,但这些活动,本身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不理解这些差别,就无法理解辛亥革命从何处来这个问题。

下面对这些活动的实质作一个简单梳理:

1.洋务运动所要解决的,是清帝国船坚炮利不如西方的问题。

2.到1880年代,出现了一些体制内官员要求朝廷开设议会的呼声(譬如两广总督张树声),这和中法战争毁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有关,这些深受其害的体制内官员希望用一个议会来改变朝廷的决策机制。换言之,张树声心目中的议会,与西方民主、民权毫无关系,仅仅是一种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可以用来制约朝廷决策被个人权斗扭曲。

3.1890年代的维新运动,所关注的仍然是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的问题。甲午年的惨败,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朝廷内部的决策机制有问题,受个人权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的影响太深。议会与民权虽然已经被部分知识分子结合在了一起,但朝廷并无意拿议会来实践民权;支持维新的张之洞等实力派官员,所关心的也只是朝廷内部民主。(维新领袖康有为为了实现个人的掌权之梦,甚至认为连议院都不必开,因为皇帝实在太英明了,英明的皇帝已经解决掉了决策机制的问题,没必要再搞什么议会。)

4.1901年朝廷宣布开始新政,同样与内部民主决策机制问题有关。1900年慈禧独断专行悍然对世界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京,辛丑条约赔款出现天文数字。此种惨痛结局,让帝国体制内官僚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朝廷内部民主的缺失。两广总督陶模提议搞议院,界定议院议政,而行政制权仍在政府,很显然是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对朝廷的决策做出监督,虽然这个机构叫做议院,但它和以民主、民权为核心的那个议院并无多大关系。

5.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之后,慈禧不得不于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由朝廷主持的预备立宪由此启动。立宪派君主立宪和革命党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也一并高调地摆上了台面。至此,议会与宪法才被视作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而正式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

6.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表示要走日式立宪的道路,其本质则是一种新的开明专制——这一点,《大纲》已经用各种各样的议院不得干预交代得非常清楚,与议院不得干预相对应的,是各式各样的操之君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主张走英式立宪的立宪派,与朝廷的分歧越来越大。

7.1910年,立宪派组织了遍及全国二十余省,签名达数百万人(人数恐因宣传需要存在夸张)的要求立即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四次请愿,四次被朝廷拒绝。拒绝的根源,正在于立宪派要走英式立宪道路,而朝廷希望竭尽全力保住日式立宪的既定方针。

8.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之后,惊惶失措的朝廷迅速推出一份完全照搬英式立宪的《十九信条》,其中规定,种种权力都属于议会,皇帝将成为真正的虚君。其目的,旨在希冀挽回与革命党站在一条阵线上的立宪派,但显然为时已晚。

上述线索虽然粗糙,但至少可以讲清楚两个问题:

1.立宪派、革命党与朝廷是怎样一步步分离出来的。洋务运动时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戊戌维新时期,革命党极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主、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并不多,影响力很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国民仍然选择与朝廷一起摸着石头过河;1900年朝廷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给出的解释终于突破了以往议会在决策方面更具优势的陈旧套路,而看到了立宪国的国民要比专制国的国民更爱国,更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由此得出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明确宣示朝廷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立宪派从此与朝廷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910年四次大请愿失败之后,整个1911年,从年初直到武昌枪声响起,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请愿活动。

2.时下很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想当然地把立宪派和朝廷放在一起(至少认为二者的距离更近),而将革命党作为二者的对立面,进而认为如果不是革命打断了改革,则立宪派有可能与朝廷博弈和平完成宪政改良。这种反思有违史实,辛亥年可供选择的并不是只有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实际上存在着朝廷的日式开明专制、立宪派的英式君主立宪与革命党的美式民主共和,一共三条道路。朝廷的道路与其他二者之间的差距才是最大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路径反而相差不远。换言之,并不存在什么革命打断改革的问题。朝廷本无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就士绅与清廷的离合,再做一点分析。

二、士绅为什么要抛弃清廷?


传统中国的统治基础,由以科举为维系纽带的士绅组成。

图片 4

我认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废科举带来的负面影响。(《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基于以上论述,沈渭滨教授对辛亥革命有这样一段总结: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

这个结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是对的,是符合史实的。但其逻辑——读书人因为科举废除后,个人没有了出路,而倾向革命——恐怕并不准确。

因为废除科举并未损害读书人的上升通道: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读书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数据统计表明,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科举作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实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废除科举得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拥护。因为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了一个《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这个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闻所未闻,因为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既然废除科举并未损害、反而扩大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为什么知识分子包括士绅最终仍选择叛离和反对清王朝呢?

答案并不复杂:虽然废除科举对知识分子包括士绅上升通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1905-1911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自身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转型;与此同时,朝廷却迟迟地拒绝体制转型。当体制转型远远跟不上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身份转型时,原来作为朝廷统治基础的他们,只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抛弃了朝廷,选择叛离和反对。

简言之:1905年的废除科举,确确实实冲击了清廷的统治基础,但这个冲击,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种断裂(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被抛离);而是一种转型。

为什么不是断裂,而是转型?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构成比例最有说服力。根据台湾中研院张朋园教授的数据统计结果,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构成有这么几大特色:

1、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据张朋园教授所制作的《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表》显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党人谭人凤所言: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参观了各省咨议局之后,则总结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

2、议员中颇多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若单纯以学历而言,拥有新式学历的议员,在各省咨议局内并不占多数,按张朋园教授的统计数据,只有10.16%。但若以拥有新思想为判断依据,就远远不止这个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访问了河南省咨议局之后,称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个可供参考的重要记载。

3、议员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当中任过职,做过官。尤其以议长和副议长为最,63位正副议长当中,曾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的,有40人。

4、议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数是43岁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议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黑龙江40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

这些数据统计清晰地显示:废除科举之后,作为传统中国统治基础的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并没有消失,咨议局议员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没有断裂。咨议局是近代化的产物,是兴民权的结果,自1908年开始,以各省咨议局为领导核心,连续发起了多次要求及早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为最,这四次请愿运动覆盖全国,前后签名人数达数百万(恐有宣传需要的夸张),高达数十百次的群众上街游行……这是转型,是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向近代中层社会的转型。

朝廷不愿意失去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支持,因为这是它最重要的统治基础,这一点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的补偿措施里已经表露得很清晰。但问题是:当这些传统帝制中国的统治基础,完成了上述身份转型之后,朝廷却固执地停留在君上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体制里,坚持拿开明专制式的日式立宪来搪塞这些要求英式立宪的统治基础们——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以兴民权为主旨的英式立宪政体下,这些已经从举人、贡生、秀才转型为议员的中层社会知识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日式开明专制下,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花瓶,社会地位反不如废除科举之前。

朝廷的制度转型远远滞后于其所依赖的统治基础的身份转型,最终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制度和文化交替进化过程中,中国从传统专制逐步走向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民主宪政(见图2)
。现代各宪政国家采取的具体制度各不相同,但是普遍共享四个基本要素———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合理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它们构成了现代宪政的核心价值,也是各宪政国家普遍践行的基本制度。[2]我们可以设想,民主、法治、人权和(纵向)分权共同构成一个四维坐标系,任何国家可按其在这四个方面的成就,在这个四维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走向宪政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借鉴和吸收上述四项宪政价值的程度和速度都不尽相同。

  一、宪法学知识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探讨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分权四个维度上的百年进化历程。百年宪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国宪政要取得进步,必须首先克服“国情论”和“本土论”的误区,虚心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只有人民自觉起来维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宪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宪政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

  

  

  辛亥革命发生的本质原因在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了这种矛盾。但是一场革命之所以爆发,其背景是立体和综合性的,它需要成熟的理论的支撑,否则无法获得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之后也难以维持其胜利成果。从思想背景上说,辛亥革命是在西方文化广泛引进并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中发生的。这其中,一大批知识分子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自由、平等、法治等观念起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他们对宪法知识的普及和宪政理念的传播,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