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京官网入口】阮炜:“文明”的多少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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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何为“文明的规模”?

  一 引言

  一 作为文化形态与作为共同体的文明:定义

  

  

  

  要对各别文明的生命历程作一种宏观的考察,要对其历史表现和现时状态作一种恰当的评价,尤其是要对文明之间力量对比的消涨起落作一种深入的探究,就必须有一些基本尺度。对文明现象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文明都具有诸多形态要素—例如包含在宗教/哲学中的价值体系或信仰,再如社会制度、法律、习俗、语言、文字、艺术、建筑样式。甚至服饰、饮食、举止、身势语也是将一个文明和另一个文明区别开来的形态要素—虽然它们看上去似乎只有表层意义,却无不反映一个文明的深层心理结构。尽管以上形态要素赋予一个文明以“身份”或同一性,却很难充当对其进行评估的标准。基督教西方的价值体系一定比伊斯兰教东方的价值体系优越?闪米特语系的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姆语—一定比印欧语系的语言更具表现力?儒家文明的礼法制度一定比印度文明的习惯法高明?显然,这些问题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文明的多元性是一个很难逃避的论题。像列奥·施特劳斯及其新保守派弟子那样,假装这个论题不重要把它打发掉,甚至指责多元文化主义应该为“美国精神”的堕落负责,不仅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显示了一种智识上的邋遢。近年来,某些迷失了方向的中国知识人赶时髦,甘当施特劳斯及其右派弟子如艾兰·布鲁姆之流的粉丝,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起哄,咒骂文化多元主义。这就不仅是邋遢,更是犯傻了。

  文明的冲突和融合时下已经成为一个极受关注的话题。可是讲文明的冲突和融合,首先应当注意“文明”一词有两个基本含义:作为文化形态的文明和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文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文明”一词的两种用法不加区分,或者说,这两种含义既有区别,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如果有人讲“文明的冲突”,他不仅指的是不同价值观或生命样式的冲突,而且更可能指的是禀有这些价值观或生命样式的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冲突。例如,当亨廷顿大讲“文明的冲突”甚或“文明战争”时,他显然不是讲的某些特定生命形态之间的冲突或战争。亨廷顿对这些生命形态所特有的一些风俗习惯的冲突并非十分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禀有这些生命形态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和地缘-利益共同体之间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他预言未来将发生“文明大战”时,他所指的更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只可能是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人类集团间的全球性战争。

  如果能够引入另一个标准,一个也许同样难以量化、却比上述各形态要素更实在的标准,对各别文明的考察、评估和探究便可能更具操作性。为什么不使用诸如文明的规模—包括人口规模、疆域规模、经济规模、社会政治整合力、文化科技创造力和军事能力等元素在内—这个尺度?不妨假定,一个文明或历史文化共同体因其人口、疆域和经济的规模而拥有一种狭义的规模;在此基础上,该文明的文化科技创造力、社会政治整合力和军事能力等元素又赋予它一种狭义的能力;这个意义上的狭义的规模和狭义的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统合起来会体现为一种内涵更丰富的“规模”,权称之为“文明规模”。

  为什么这么说?

  因而,“文明”既指某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或生命样式,也指认同于该文化形态或生命样式的人类集团或地缘-历史共同体。然而文明的这两种含义并非一目了然,而是十分复杂的;也并不是非此即彼,非是即非,并不是黑白了然,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命形态或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文明”虽意味着基本价值观、文化要素、历史记忆和生活空间的共享,但这种形态上的一致性并非必然意味着政治认同上的一致性。例如从历史上到现时大部分时间,穆斯林和西方人虽然各自享有其共同的宗教-文化形态,但在政治上却是四分五裂的,或者说作为整体的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只是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而非具有统一意志并能表达这种意志的政治行为体(当然,欧盟提供了一个反证;但目前欧洲各国主权意识太强,行为体意义上的政治联合决不会一蹴而就,伊斯兰国家政治统一的前景就更暗淡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梳理出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文明的原因。

  近代以前,各别文明的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之间的联系比近代以降更紧密,此三者与社会政治整合力和文化科技创造力的联系也更紧密,但近代以降,前三者与后二者的关系就变得不那么密切了。例如近代以前中国和印度文明都拥有巨大的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但19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这两个文明的经济规模与它们的人口和疆域便很不相称,它们的社会政治整合力和文化科技创造力相对于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来说也很不相称。当然,最近二三十年来,这两个文明迅速展开工业化,这种不相称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再如希腊文明虽有过很强的文化科技创造力,也有过强大的军力,但在历史文化共同体或文明本身(而非各自为政的城邦)的层面上,却因各别政治实体在地理上四分五裂而缺乏社会政治整合力。这使希腊世界一盘散沙,从未形成真正的人口-经济规模,从未形成真正的疆域规模。因而亚历山大入侵东方后,希腊人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东方人,长期占据东方交通干道上的城市,在政治上也能使东方人暂时臣服,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希腊和东方的人口比例。长此以往,叙利亚形态的东方文化最终将由农村包围城市,淹没乃至彻底改变龟缩在城市里的希腊文化(继希腊人占领东方的罗马人的文化也属于希腊形态),使其完全丧失先前的同一性,尽管在此过程中叙利亚宗教/文明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转型。希腊人在历史舞台上之所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与希腊文明缺乏人口和疆域规模大有干系。可以说,历史上乃至现时的中国和印度因有巨大的人口和疆域而享有文明规模,而希腊虽表现出较强的文化科技创造力,却因缺乏这两种元素而没有文明规模。

  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内部存在着多种文化,西方文明外部存在着多个文明,是无论什么人也否认不了;从历史上乃至现时的情形来看,也不大可能因一些右派分子想当然地要把某种纯粹的一元主义价值体系(姑且不论这种纯粹一元主义的价值体系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即便是在西方世界的心脏美国)强加在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头上,这些文化或文明便会俯首就范,乖乖地消失。更是因为非西方文明经过了几百年的衰落之后,现在又重新崛起了,甚至正迅猛地重新崛起,正强劲地挑战着西方的霸权,正深刻地重构着世界的力量对比格局。

  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文明是一种思维和信仰形式、一种存在模式、一种生活样式。通常它包容函摄了多种文化要素、多个民族、多种语言。共同的地域范围和相似的自然条件也是它的重要内涵。形态意义上的文明是一个长时段的动态结构,[1]一个绵亘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时空连续体。这种意义上的文明是人类发展到城市(而非村镇甚或城镇)阶段的产物,一般说来拥有发达的价值体系、发达的象征体系、发达的书写体系和相对稳定的空间范围;还拥有复杂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军事组织、法律制度、文学、艺术、科学,以及与这一切各各对应的物质表现形式。形态意义上的文明不仅建基在相同的价值观、心理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也建基在一种为该文明中全体人民所共享的、能够一定程度唤起他们的激情或情感共鸣的象征体系、历史记忆、空间特征(如山川河流)上。这种意义上的文明能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为不同人类个体和群体提供文化凝聚力。

  人类历史上还能看到这么一种情形,即,诸多民族处于同一个地缘范围,拥有相同的宗教和相似的文化,却未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政治整合,却仍被视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伊朗社会便是这样一个文明。从形态上看,阿拉伯-伊朗社会虽属于同一个伊斯兰文明,但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却并非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体,而是分裂为阿拉伯和伊朗两大世界。阿拉伯世界内部又因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以及部族、地域和经济差异的缘故而进一步分裂。因此,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如果能在一个广大区域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文明有效整合起来—如从古到今的中国,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印度;再如近代以来的美国,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欧盟—,这本身也应看作一种重要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有利于文明规模形成的。反之,一个文明若缺乏整合能力,进而缺乏总体规模,不仅不能将具有相同宗教和文化的民族融合起来,遑论将具有不同宗教和文化的民族整合起来了。除了在历史上的短暂时期,拥有相同宗教和文化的中东各国和民族因未能实现社会政治统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文明规模因之大打折扣。这是不幸的。

  尽管如此,各别文明在禀有各自独特品质或差异性的同时,也置身于一种历史的统一性之中。这里“文明的多元性”指的是什么不言而喻,但“历史的统一性”的内涵却并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接受差异性和统一性都具有相对性这一事实,那么也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东亚、欧洲和南亚在文化形态方面虽有着无可置疑的差异性,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着意义上的统一性。从根本上讲,中国人为之着迷了好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便产生于这一认知,即不同文明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具有某种相对的同步性或一致性;这种相对的同步性和一致性产又生于一种根本性的地缘格局:亚欧大陆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地缘板块。从根本上讲,不同文明的发展程度上的相对同步性,以及在某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其生命形态的相对一致性,都源于这种地缘连续性和整体性。

  作为文化形态的文明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与共同体相分离,而且能够播衍,甚至能够整体性移植。如果一个共同体所享有的文化要素不能播衍到另一个共同体并为其所用,便谈不上人类文明的总体演进,甚至根本不可能有文明。一个文明的形态要素或“文化”决非是现代知识产权,被“原创”了这种文化的人类群体所独享、所垄断。文化要素只要有内在价值,在适当的条件下总会被原本并不享有这种文化的人类群体所无偿地利用,尽管这种利用一般说来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有很强的选择性。有价值的文化要素总是会扩散开来的,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通则。当然,知识蕴含权力。文化要素的传播往往伴随着传播它们的种族载体对接受它们的人们的征服、压迫、剥削和奴役,如“希腊化”时代希腊文明播散时希腊人与在西亚和北非地区人民的关系所示。可是文化并非总是掌握在强者手中。征服者之在文化上被征服,是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文明史现象。如所周知,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总是以弱者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同化入侵的军事强者和政治压迫者。西亚和北非在“希腊化”以后,那里的叙利亚形态的文明以基督教的形式全盘移植到地中海核心地带,使那里强势的希腊罗马文明发生质变,也可以视为一个柔弱胜刚强的例子。

  一个文明的社会政治整合能力无论是强是弱,都会影响其规模,而规模的缺失又意味着总体能力的有限。一个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的规模蕴涵着一种类似于现代民族国家之“综合国力”的能力,权称之为“文明能力”。也可以这样表述,文明的规模及其所蕴涵的能力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基于其基本价值理念,在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以及社会政治整合力、文化科技创造力和军事能力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总的效应或总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总的质量(这里的“质量”一词是在物理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是一种作用于其他人类共同体的现实力量和潜在势能,是诸种文明元素的结合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使一个历史共同体调动利用一切能为其所调动利用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总合。在其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生命历程中,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总体表现是被它的现实力量和潜在能力两者所决定的。职是故,只是在长程历史的意义上,才可以讲一个共同体的文明规模和能力。

  作为一个地缘整体,亚欧大陆不同地区在物种的形态及进化程度上都表现出了显而易见的一致性。相比之下,隔着涛涛大洋的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原生物种与亚欧大陆的原生物种在形态和进化程度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差异,与欧亚大陆联系不甚紧密的非洲的原生动植物种属与亚欧大陆的原生物种在形态和进化程度上也有相当程度的差别。东亚、南亚和欧洲文明在其萌生时期所驯化的动物如马、牛、羊、兔、狗、猫、骆驼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而在16世纪伴随欧洲殖民扩张而发生的“物种大交流”之前,这些动物并不见于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岛屿。对于维系一个文明至关重要的谷物如小麦、水稻、大麦、黑麦、燕麦等也在亚欧大陆各不同地区被广泛种植,甚至亚欧大陆各区域人类易患的传染性疾病也相同或者相似,而这些传染病却并非见于“物种大交流”之前的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岛屿。欧洲人入侵美洲并且灭绝当地的文明,所依赖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不是钢铁利剑、热兵器和效率更高的军队,而是新大陆印地安人对之毫无抵抗力的天花、麻疹、霍乱、鼠疫一类亚欧大陆习以为常的传染病。

  形态意义上的文明既然是由多种构成要素构成的,那么,当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发生互动时,该文明在葆有其原有品质的前提下,其构成要素与另一个文明的构成要素之间一定会发生相互渗透、相互融摄乃至相互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要素被淡化,另一些要素被强化,还有一些要素则可能被完全抛弃;与此同时,一些新的要素被吸收进来,并嫁接到旧有要素上,从而产生一种迥异于原有品质的新的文化形态。这里,最现成的例子是印度文明以佛教为载体进入中国后,大大改变了中国文明的总体品质,使之变得更老到更精致;佛教本身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要素的长期互动,最终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宗教—-即中国化的禅宗佛教,而禅宗佛教又逐渐辗转传衍到东亚其他地区,后来更远播到北美、西欧和大洋洲。西亚地中海地区也许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例子。当叙利亚文明(即一般所说的犹太宗教-文化)自西亚进入地中海地区后,与那里原有的希腊罗马文明发生了全面、深刻的磨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混血文明—-基督教文明。这已不是一个文明的某些构成要素发生了改变,或其局部属性发生了较大变化,而是该文明在整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或品质性的变化,一种不可逆转的质变。这意味着,通常所谓的“文明”既非纯净的茅台酒,也非纯净的白兰地,而更像是一种鸡尾酒。职是之故,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存在“纯净”的文明这种东西,正如根本不存在“纯净”的种族一样。

  风物长宜放眼量。考察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所拥有的规模和能力,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依据某一方面—比方说军事、科技或经济—能力,而应使用一种具有更强涵括力的宏观尺度。亚述人、匈奴人和蒙古人的军力一度曾非常强大,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拥有过真正的文明规模和能力。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西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固然拥有很大的规模和很强的能力,其军力在16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这几百年中曾大大超过了其他文明,西方也藉此建立了诸多殖民地或殖民帝国,攫取了整个美洲、澳洲,也攫取了非洲很大一部土地,西方基于更先进科技的军事能力甚至在今天也仍十分强大,然而这一切并非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整体力量相对于非西方文明不处在衰落之中,[1]
也并非意味着相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这些东方文明的规模和能力不处在迅速上升的过程中。

  近代以来迄于今日,一个越来越为各文明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各别文明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不仅含摄了它们所固有的合理要素,也包括它们在现代转型中汲取现代资本主义要素之后对人类发展所作的新的贡献。就欧洲文明而言,其近代以来的思想历程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逐渐演变为一种多元主义的真理观,并开始摈弃那种唯我独占真理的错误认识。这种转变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随着西方文明丧失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将变得更具深度。在这种情境中,广泛的文明间对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应该的;在全球化情势下的文明对话中,多元主义的真理观也必然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文明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生成性。这种意义上的文明会兴衰涨落,甚至消融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如果它仍然具有活力,便应当是发展而非停滞的、多样而非单质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包容而非排他的。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文明在其自主性的发展中,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过程中,总会努力守持其种种本原性的品质或历史文化规定性,同时又不断创造性地重构自我。就是说,一个健康精进、自强不息的文明一定是一个既能葆守其文化根性,又总是能敞开自己,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文明,一个在不断扬弃原有质素的过程中“日日新”、“又日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