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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华国锋:“一正四负”的评价过于武断?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期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如今,华国锋已逝,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国锋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国锋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王的叙述有一点尚待考证,他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之后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邓当时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毛毛还说,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华国锋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小平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倪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1980年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

1980年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

  事实上,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抓捕“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决定”,华国锋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本文希望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把以往对华国锋的一些负面看法做一些说明,以澄清华国锋同志在文革之后的一些历史问题。

华国锋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2000年5月20日访问华国锋,华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他向李先念、吴德通报了隔离审查的想法,得到李、吴赞同。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华国锋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

  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华和高层这时是否告诉过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仅从上述举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明说,也是作一种暗示。何况,前引吴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暂缓叫邓小平出来,主要是策略考虑

图片 1华国锋、叶剑英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详述抓捕“四人帮”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1980年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但笔者在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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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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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权力。既然是中央意思,也就是华国锋的意思。

暂缓叫邓小平出来,主要是策略考虑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1980年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但笔者在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说的是“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即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吴德的口述可以印证华的说法。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后来也说过:“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邓小平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小平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倪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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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本文希望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把以往对华国锋的一些负面看法做一些说明,以澄清华国锋同志在文革之后的一些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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