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

进入专题: 君主立宪
  专制政治传统
 


时间:2010-1-18 10:51:25 来源:不详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由来已久,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便一步一步地为复辟帝制铺平道路:政治上,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革命党经过流血奋斗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掀起尊孔复古逆流;外交上,与日本经过二十一条交涉,签订了中日和约和换文,换取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复辟帝制的支持。于是,袁以为障碍已除,天下莫予毒,为了尽速实现建立袁家王朝的美梦,从1915年开始,大大加快了帝制自为的步伐。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袁氏党羽编造的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救亡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很快传播到海内外。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袁氏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JohnsonGoodnow)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不久,东京报纸和伦敦《泰晤士报》都予以转载。古德诺曾于1914年2月发表过《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一文,极力主张改行总统制,建立稳固强硬之政府,他还因对炮制袁记新约法颇有赞助,获得过袁世凯政府奖给的二等嘉禾章。当年夏天,他回美国,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华民国的议会》、《在中国的改革》等文章,竭力为袁世凯的独裁辩护。当袁世凯欲称帝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便于1915年7月赶回北京,帮助袁世凯鼓吹。袁氏总统府立即要求他给袁世凯准备一个文件,论述民主和君主政体哪一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贯的观点,很快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诬称中国为民智低下之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直接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与此同时,袁氏党羽又积极拼凑班底,打算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他们选中了杨度。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一度与革命派关系密切,后又大倡君主立宪论,与梁启超引为同调。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并任宪政编查馆提调。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关系密切。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他一直以君主立宪制为其政治理想,主张在推翻清廷后,另造君统,因此把拥袁称帝视为己任。1915年8月初,参预袁氏帝制机密的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向杨转达了袁世凯想让他出面组织推进帝制的团体的意图,杨欣然受命。夏寿田又陪同他到总统府谒见袁世凯,当面对袁表示要组织一个机关,鼓吹君主立宪,袁假意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正色道: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等谈谈。杨退出后,立即联络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6人联名发起成立鼓吹君主立宪的团体筹安会。孙、李、胡、刘4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刘师培参加同盟会后很快变节,并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充当密探。1913年又充当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高等参议,次年由阎举荐给袁世凯,入京担任总统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他是以国学渊博的资格被借重的,但因其志行隳丧,为知识界所不齿。其他3人原是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开变节,倒在袁世凯一边。袁氏党羽选定这些人发起筹安会,目的在于标榜复辟帝制并非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连过去的革命党人都参与提倡。至于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名流学者,清末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先后被聘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他拉进来,列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目的是借重他的声望和影响,来为筹安会装点门面。
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他几个均为配角,尤其是严复,仅挂名而已,并不肯为袁称帝动笔鼓吹。8月14日,杨、孙、李、胡、刘、严6人联名发表由杨度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宣言标明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宗旨,责难辛亥革命激于感情义愤而仓猝成立共和国体,此种国体殊与中国国情相悖;又引用古德诺论点,证明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认为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23日,又刊登启事,宣告筹安会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李、胡、刘、严为理事,时讽此6人为洪宪六君子和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事务所设在石驸马大街。同日,以筹安会名义通电各省,重申14日之发起宣言,声称该会之宗旨系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显然是以学术团体相标榜。除宣言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的轩然大波。其中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最有代表性。该文杜撰了两个论据,力图证明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是说中国人民程度太低、中国非专制不能治;在共和制下决不能实现立宪,唯君主制方能立宪,故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君主。结论是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其二是重复古德诺的论调,认为共和制竞选总统,必造成国家大乱,因此,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奇谈怪论最为帝制派所欢迎。帝制派一个持之最力的论点就是妄图把行之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说成是永恒的中国国情,而任何改变帝制的民主要求,都被攻击为不合中国国情。此文是杨度在1915年4月问定稿的,当即由夏寿田转呈给袁世凯。袁阅后赞赏不已,钦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曾交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传阅,并提笔疾书旷代逸才横幅,赏赐杨度。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愤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华侨中,许多人著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对其谬论进行抨击。其中以9月3日发表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的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判帝制派种种谬论最为鲜明有力,在当时争相传诵,成为以后发动护国战争的号角。
筹安会的成立,标志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公开进行。此前,社会上关于袁世凯的称帝野心虽颇多传言,但他一概坚决否认。而筹安会成立后,再也掩盖不住了。当有人问到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袁表示:筹安会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实则不但不干涉,而且尽心保护。筹安会事务所和杨度等六人私宅均有警察荷枪守卫,而对那些反对筹安会的群众团体则百般刁难,不予立案。筹安会成立伊始,立即剥去学理讨论的外衣,派专员四处活动,策动各省组织分会,并通电各省,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由于筹安会背后有袁世凯支持,再加上北洋系帝制派头目段芝贵等密电策动,于是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纷纷阿附筹安会论调,并派代表进京,加入讨论。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经投票议决,各省机关及团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袁氏党羽为使其主子早日登上皇帝宝座,如紧锣密鼓般神速推进帝制活动的步伐。9月,另一批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张镇芳、周自齐、朱启钤以及被袁氏收买的一批无耻政客,积极策动各省在京文武官员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改变国体。紧接着,社会上各种形形色色的请愿团纷纷出笼,请愿书千篇一律,诸如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之类,均系筹安会代拟。很快,梁士诒、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秉承袁世凯意旨,收买各请愿团于9月19日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掀起更加猖獗的改变国体请愿活动。此时,以鼓吹为主旨的筹安会已完成了颠覆共和、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历史使命,其显赫地位也就被实际执行帝制的帝制派所取代。于是,筹安会以研究君主制度实现后的宪法做幌子,改名宪政协进会,从此不受重视了。

阙光联  

《书屋》 2008年第11期

新葡京官网入口 1

君主立宪:昙花一现的政治设想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结束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向现代立宪政治转型。在戊戌维新及其后的十数年间,君主立宪被康有为、梁启超等部分社会名流和政治人物视为实现这一政治转型的最佳途径,甚至也得到清廷当局的认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预备立宪。然而这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也始终停留在“仿行”阶段,并无实质性进展。民国成立之初,君主立宪的论调暂时平息了数年。但随着民初政局的动荡,政争、内讧不断,党派倾轧,国家贫弱依旧,种种不如人意使部分社会、政治人物对共和制产生某种失望心理,于是到了1915年,便又有了君宪说的出现。此时正值袁世凯暗中酝酿复辟帝制并制造舆论之际,君宪说恰逢其时,自然得到袁氏的支持。不过,当时舆论界主张君宪说最有影响的人物如杨度、古德诺之流,倒也并非完全为了迎合袁的政治需要,主要还是出于他们自己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理解。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君宪说从此在中国政界销声匿迹,不过在理论界、思想界却不时依然有其知音。如身为美国政治学学者的古德诺,在其晚年的封笔之作《解析中国》一书中,依然坚持君宪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对于清末君主立宪未能实现颇觉“惋惜”,认为“若非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按理说到1917年就可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质的代议政体”。近年学术界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晚清新政是渐进式的现代化变革,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条渐进式改革道路是有望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正轨的。其中,君主立宪作为一种非暴力革命的政治变革方式,其积极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内容提要]
君主立宪的主张在近代中国一度产生较大反响,但终于很快沉寂下去。本文着重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君主制与立宪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指出:中国式的专制皇权的政治文化传统先天地决定了中国的君主根本就不具备真正的神圣性,所以不可能充当民族国家政治重建的合法性象征,也不可能与立宪政治相容。近代中国的君宪说企图人为地给君主制造神性,其结论实质上不过是“开明专制”而已,决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

君宪说无疑是受到像英国、日本这类君主立宪国家的成功经验的启发和鼓舞,同时也是鉴于拉美等国实行共和制过程中出现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的历史教训。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确实也说明共和政治并不能立马给国家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

  [关键词] 君主立宪 神性 专制政治文化传统

君宪说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可避免政局动荡,尤其是可避免流血、暴力、战乱等等非理性的政治现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弱的大国而言,此类非理性现象将使国家长期陷入恶性循环而得不到稳定和发展。加以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颇为险恶,更不容长期的政治动荡。那么,君主立宪何以有利于保证政治稳定、理性有序呢?其理由最主要的不外是中国国情,中国有着悠久的君主专制传统,人民的政治素质不高,皇权思想、权威崇拜意识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必然不能适应,而君主立宪则是最佳的过渡方式。筹安会称:共和国主权全在人民,大权采于国会,“若人民知识不及法美而亦握此无上之权,则必嚣乱纠纷……不能图治,反以滋乱”。杨度说:“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法、美等国那样以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是因为中国的“人民程度不及法、美”,并以民国初年的政争及二次革命为例,称在共和制下“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古德诺也同样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他说如果当初中国不推翻清朝帝制,则在帝制下逐步发展立宪政治的效果将比现在更好。在他看来,中国实行共和制最大的危险就是权力更替容易引发内乱,内乱往往最终导致最坏的政府形式即军事独裁制的出现,而重建帝制的合理性也仅仅在于帝制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更加稳妥的解决。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

  

新葡京官网入口,君主立宪作为立宪政治的一种形式,在近现代世界一些国家得到成功的实践,典型者即如英国、北欧、日本等。然而在近代中国,它却终究只是少数人士的政治设想,根本没有实现。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君主立宪本身的错误,从理论上分析,毕竟君宪说的根本还是要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君主制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手段、形式而已,所以不宜将君宪说简单地等同于维护封建专制。比如1915年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时,梁启超就明确表示,只要政体是立宪政治,国体为君主还是共和并不重要,所以在清末君主制存在时自己主张君主立宪,而在民国共和国体已经建立数年之际则主张共和立宪,总之没有必要在国体问题上折腾。这种看法应当说是比较理智、公允的。如果我们肯定立宪政治是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正当方向,那么

  君主立宪:昙花一现的政治设想

[1][2][3][4][5][6]下一页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结束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向现代立宪政治转型。在戊戌维新及其后的十数年间,君主立宪被康有为、梁启超等部分社会名流和政治人物视为实现这一政治转型的最佳途径,甚至也得到清廷当局的认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预备立宪。然而这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也始终停留在“仿行”阶段,并无实质性进展。民国成立之初,君主立宪的论调暂时平息了数年。但随着民初政局的动荡,政争、内讧不断,党派倾轧,国家贫弱依旧,种种不如人意,使部分社会、政治人物对共和制产生某种失望心理。于是到了1915年,便又有了君宪说的出现。此时正值袁世凯暗中酝酿复辟帝制并制造舆论之际,君宪说恰逢其时,自然受到袁氏的支持。不过,当时舆论界主张君宪说最有影响的人物,如杨度、古德诺之流,倒也并非完全为了迎合袁的政治需要,主要还是出于他们自己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理解。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君宪说从此在中国政界销声匿迹,不过在理论界、思想界却不时依然有其知音。如身为美国政治学学者的古德诺,在其晚年的封笔之作《解析中国》(1927年)一书中,依然坚持君宪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对于清末君主立宪未能实现颇觉“惋惜”,认为“若非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按理说到1917年就可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质的代议政体。”[1]近年学术界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晚清新政是渐进式的现代化变革,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条渐进式改革道路是有望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正轨的。其中,君主立宪作为一种非暴力革命的政治变革方式,其积极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