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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忠:大同北魏墓葬胡俑的粟特人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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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秋之季,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的发掘是继司马金龙墓、方山永固陵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陶俑,尤为重要的是一批胡俑的发现,人物特征鲜明,衣着新颖华丽,对于研究北魏平城时期丝绸之路和东西方贸易、经济、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14年云波路华宇商业中心M10,出土了3件相同胡俑。近年来,随着太原隋代虞弘墓、西安北周安伽墓的发现和科学发掘,展现出一幅幅人物形象生动,体貌特征鲜明的中亚粟特人风俗画卷,为认识和研究粟特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提供了实物资料,通过比较研究对于了解和认识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的胡俑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帮助作用。本文通过以上胡俑材料的对比研究,似有所得,略陈管见。

云冈石窟的伟大在于中外不同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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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生明

一、相貌与服饰上的粟特人象征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中叶。那时雄心勃勃的北魏王朝,不仅要以丰功伟绩彰显当代,而且还要流芳百世,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痕迹。可是,那时没有照相机,也没有纸张可以印书,怎么办呢?一是在石头上刻字作画,二是在石头上凿画造像,三是在墓室里留藏石画石像。云冈石窟以及东面不远处发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雕棺床等文物,便是北魏王朝在这方面的佐证。

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胡俑的数量较少,因此对于其体形、面貌和服饰特征一直不甚清楚。以至有人把北魏墓葬中出土的镇墓武士俑,凶猛霸悍的造型,深目高鼻的形象作为胡俑的象征。其实,这只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形象,被人为夸张丑化的结果,不是我们要描述的中亚或西亚人的形象。真正的胡人俑司马金龙墓曾有出土,众多的伎乐杂技胡俑出土于雁北师院北魏墓和云波路北魏墓地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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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从云冈石窟现存绵延1公里的254个窟龛51000余尊造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留至今丰富生动的1500多年前中外不同文化融合的印痕。《魏书》上曾记载了当时中亚、西亚、西域46个国家共109次的朝贡记录,除了来自各国的外交使节外,还有包括官僚、姻亲、商人、僧侣以及工匠、伎乐各色人等的西域胡人在平城定居。这些西域胡人,主要是今西北地区包括塔里木河流域于阗、龟兹、疏勒、鄯善等国诸民族,也有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西亚的波斯人、南亚天竺诸国人等。而石窟群里佛教以及建筑、服饰、装饰纹样、音乐舞蹈等多题材的梵相雕刻,所包含的印度、波斯乃至希腊艺术因素,正好印证了古老的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的交融。另外,1965年和2000年大同御河之东的雁北师院出土的北魏平城时期的胡俑,许是当时来自异域高僧、商人或工匠的写真。

雁北师院胡人俑出土于宋绍祖墓和规模较大的M2中,宋绍祖墓出土4件胡人俑,位于墓室回廊东部出行仪仗的两侧,似呐喊或鼓吹为出行队伍助威。人物体貌特征却极为一致,高额颐窄,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头戴黑色圆形小帽,身着华美艳丽的紧身圆领窄袖对襟长袍,彩绘不同花纹图案,领、袖、前襟和下摆着不同颜色镶边,装饰不同花卉纹样,腰系黑带,足登黑靴,大部分袍面胯下开衩,前部小肚突出略现下坠,与此相对,后面臀部明显上翘,仅神态和手势略有差异(图1、图2)。M2胡俑位于墓室前部,外围是8个跽坐式乐俑,手持不同乐器,姿态各异作表演状,中央为长袖甩动的舞俑,从体貌特征看,额颐宽广,细美慈目,鼻梁适中,头戴黑色鲜卑帽,身着左衽交领长袍,均系汉人、鲜卑人或北方少数民族。其间表演杂技的由7件胡人俑组成,均为深目高鼻的胡人。一件俑伫立仰首,额正中有圆孔,头顶长杆,上有两个儿童正在做惊险表演,其余6件神态各异。但其体貌特征和服饰却是一致的,高额窄颐,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头戴黑色圆形小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点缀色调相近的团花图案,袍面胯下开衩,圆领、袖、下摆及开衩处镶边着不同颜色,腰束带,足登黑靴(图3)。云波路M10出土胡人俑3件(图4),立姿伎乐俑,头戴黑色风帽,深目高鼻,腰系革带,肚臂外凸,袍边底部侧摆开叉,足蹬高靴(图5);缘橦胡俑,头部高高扬起,双臂弯曲叉腰,身着白色圆领窄袖长袍,红色边饰,袍身绘红色花卉图案,额正中有一圆形孔,应为顶橦之处(图6);吹横笛胡俑,身着红色圆领窄袖长袍,袍上绘有白色花卉图案,双手臂向前举至左侧肩部高度,手部半握手心相对,应在吹奏横笛(图7)。仔细对照司马金龙墓出土的胡俑,与上面描述的体貌和装饰特征相同。

佛教题材方面,云冈石窟第16-1窟西壁上雕刻着头戴尖圆毡帽、身着对襟长衫、腰系带的梵相十足的五位供养人,应该是一队来往于西域和平城之间的胡商。推测他们因信奉佛教而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云冈石窟的开凿。不然,为什么给他们塑像?再看云冈石窟第18窟中东壁那一尊高额深目、眉端卷曲、鼻梁高挺的独立梵相弟子塑像,或许就是当时来自异域僧人或西域开窟工匠的写真。还有第9窟前室北壁明窗东侧的独立婆娑仙和第6窟的胡僧,都是异域相貌。

▲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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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胡人俑都具有中亚、西亚民族人种特征,结构合理,设计逼真,装饰纹饰繁缛,色彩艳丽,制作工艺复杂,具有相当的难度。由此可推见,当时对此类套用有着精深的研究和高超专业化制作队伍,绝非无社会基础的个人能为。

从建筑艺术上看,云冈石窟雕刻中有大量西方建筑元素。如第9、10窟前殿呈八角形的露明通顶石柱,柱面上刻着十层千佛像,柱下须弥座置于柱础上,柱础为大象或雄狮承驮,柱身外面雕刻及柱础部分虽己风化殆尽,但从既往留下资料中可看到其表现的建筑元素,既有欧洲艾奥尼柱头,也有中式的人字拱,反映了东西方结合的云冈艺术特点。第39窟居洞窟中央的五层方塔是中心塔柱式塔庙窟,为云冈石窟典型窟形之一,其塔柱高6米,上雕瓦垅,檐下为一升三斗与人字栱,每层四面都开龛造像,这是中国传统的木构庙堂建筑与印度“支提式”石窟相融合的产物,溯其源则是在汉代重楼顶端嫁接了印度窣堵坡而创生的,因而也再现了中国早期木构佛塔的形象。再如第5窟后室南壁上层西侧大象驮阁楼式五级方塔上风情独特的浮屠,塔基为须弥座,其塔刹具相轮塔,层层出檐,每层开龛,龛内雕禅定坐佛。还有第9、10窟内外的两组廊柱,都是中西合璧式建筑。

▲ 图 3.1 〜 7

装饰纹样方面,在魏晋以前,中国的装饰花纹以夔龙纹、饕餮纹等动物纹饰为主。而云冈石窟中的装饰纹样,多数为佛教东传和通过商旅交通途径由异域传入的植物纹样。这种装饰花纹甚至延续传承至唐宋及以后。如云冈石窟第9窟波状和环状忍冬纹饰、第18窟东壁胁侍菩萨花冠之联珠纹、第20窟主佛僧祗支上的联珠纹等,均可与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棺床上的忍冬纹、1986年在大同湖东北魏1号墓出土的漆棺画上的圆形联珠纹和北魏丹阳王墓砖上联珠纹等相媲美。

综观这些胡人俑无论伎乐或杂技表演,皆深目高鼻、高额窄颐,头戴圆形小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具有典型的西域人种特征。西域居阳关、玉门关以西,包括波斯、鄯善、且末、于阗、车师、焉嗜、龟兹、疏勒、粟特诸国。据《汉书西域传》: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声,然大同,自晓相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北史西域传》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可知胡人俑形象源自高昌以西诸国,即现在中亚、西亚一带。若以胡人俑所着圆领窄袖长袍等服饰,与今出土的西域诸国人物服饰资料作些对比,可以看出胡人俑与图像中的中亚人物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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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在音乐舞蹈艺术方面,由于拓跋鲜卑族在统一北方的征战中,崇尚乐舞,所以很注重搜集各地各族的乐舞及其乐伎。加之佛教东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悦般乐等西域胡戎乐在中原大量传入,从而出现了中原传统乐舞、鲜卑本族乐舞、西域乐舞、西凉乐舞及高丽乐舞荟萃平城的繁荣景象。云冈石窟中雕刻的乐器,便有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等种类。这其中,既有汉魏旧乐琴、筝、笙之类,也有龟兹筚篥,印度和波斯的箜篌、琵琶,合以弹指、抃、吹指等。在被称为“音乐窟”的云冈石窟第12窟,现存雕刻乐器10几种,共计47件,可谓云冈石窟中期乐舞雕刻的代表之作。

下面看一下西安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对石榻围屏雕刻人物是怎样描述的。头戴虚帽,身着红色圆领紧身对襟长袍,领口、前襟、袖口及下摆饰红彩,腰束带,脚登黑靴,相同的描述达十余处之多。太原隋代虞弘墓简报也有相似的描述,如人物黑色短发,深目高鼻,身着一件红地白花的圆领窄袖长袍,下摆为白色和绿色宽边,腰系白色革带,足登一双黑色长筒靴。另据墓志,墓主人安伽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的安国,石榻围屏的图像内容展示了粟特祆教美术的宏大场面;隋代虞弘官职为萨保,掌管来华外国人事物,石椁的雕像也具有明显的粟特美术特征。而大同北魏墓葬出土胡人俑的面部特征,如圆形黑色小帽,罩住短发,深目高鼻,和虞弘墓石椁上刻画的人物极为相似,身着圆领窄袖对襟长袍,领口、袖口和下摆饰不同的色彩,则与安伽墓石榻围屏刻画的粟特人服饰相同。据《北史西域传》康国条下记载:丈夫剪发,锦袍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俑,虽没有发现胡须,但所着服饰,图案新颖,色彩艳丽,应该是模仿织锦彩绘的结果。通过资料对比结合文献分析,我们初步认为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俑,具有中亚地区粟特人的特征。

由此可见,近百年的北魏平城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该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各项成果,不仅为随后的北朝各个时期所继承,而且成为隋唐文化最主要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