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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上京遗址揭示中国古都发展史“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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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坡佛寺遗址带来惊喜与谜题在认识辽上京都城遗址的形制布局过程中,西山坡佛寺遗址成为重要实证。利用多重史料深化辽代都城研究事实上,辽上京遗址及其周边的广阔区域曾为契丹人故地,在辽时为上京道所辖,这里保存着一些珍贵的陵墓,比如巴林左旗的辽祖陵,巴林右旗的辽庆陵和怀陵,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辽代家族墓地。董新林告诉记者,根据目前收集到的碑片可以推测,这些残片来源于几块石碑,原碑一面是契丹大字,另一面是汉字,汉字残碑中提到“天赞五年”、“升天皇帝”等,从字里行间可以判定,此碑记录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功绩,一些内容起到了增补辽史的作用。巴林右旗出土的是辽圣宗、辽兴宗和辽道宗三个皇陵以及耶律弘本和耶律弘世陪葬墓出土的汉字和契丹小字的皇帝与皇后的哀册,这些都是研究辽代皇帝和皇后族的重要史料。

经过七年的考古发掘后,契丹辽帝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都城——辽上京遗址揭开了神秘面纱。考古学家首次发现并确认了北侧皇城内“宫城”的准确位置和规模,发现了佛寺、宫殿、城墙、城门、护城壕和街道路网等众多遗存,并“解剖”了其约300年、历经辽金两代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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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上京遗址。新华社记者屈婷摄

同样作为都城,在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等名城的比照下,辽上京的存在显得相当寂寞。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很难寻觅它的身影;在史书中,有关它的记载也是寥寥。当初,在北宋人的想象中,辽国极为偏远酷寒,这在宋人的使辽诗中可见一斑,无论是王钦臣的“穹庐三月已淹留,白草黄云见即愁”,还是彭汝砺的“寒日拥云初漠漠,急风招雪晚萧萧”,都抒发了这种情绪。

这座“草原上的帝都”在公元10到12世纪搅动了亚欧大陆的风云,它就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众多考古新发现表明:它以东西为轴、从“双城制”布局、“因俗而治”,被专家认为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前所未见的“新范式”。

那么,辽上京到底是怎样的面貌?带着好奇,记者踏上了寻访辽代都城的旅途。

“作为中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上京体现出既效法中土都城形态,又结合游牧民族传统的规划思想。”辽上京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说,这一范式对其后的金、元、清诸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游牧与农耕并存的沃土

比如,辽上京分为北边的皇城和南边的汉城,双城并列,呈“日”字形。但考古证据却清楚地证实整个城市是“坐西朝东”:只有东城门有帝王通过的“一门三道”;主要宫殿群的大门也朝东开;东门大街明显宽于其它道路……“在历代汉族都城的规划营建中,没有像辽上京这样有明确的东西向轴线,”董新林说,这种将宫城、皇城环套布局和东向轴线相结合的范式,“应是契丹民族的创造”。

西辽河上游地区地处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里孕育、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生业方式。在距今6500—5000年之间的红山文化时期,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农业和渔猎并存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在距今1000年左右,这片神奇的沃土又迎来了它的另一个辉煌期——辽代。

中世纪都城和草原丝路与契丹辽文化国家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夏连林摄

从北京北上至赤峰市,再向北行约260公里,就到了今天的巴林左旗,也就是辽上京的所在地。记者曾在冬天造访过赤峰各旗,当时,白雪覆盖了山川,朔风吹得人脸生疼,令人想起欧阳修“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明”的诗句。记者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赤峰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青色的山丘连绵起伏,在蔚蓝的天空下尽情地展露着优雅的曲线。除了山丘和草原,大大小小的湖泊在这里交错分布着。

另一方面,面积达770×740米的宫城位于辽上京皇城正中,开放式的街巷等特征,与北宋都城开封、元大都等都城的格局相一致。有趣的是,辽上京皇城西部的最高处是一处佛寺遗址,文献记载还有孔庙和道观。“毫无疑问,辽上京多民族共居,多种宗教并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它是五京制的契丹与汉文化传统融合的实物见证。

当年,西辽河流域的潢水、土河、长泊、广平淀、黑山、永安山、木叶山等都是契丹人的行猎之地,它们或是茂林广草,或是长泊湖沼。一年四季,契丹人在此穿梭行猎,他们放起海东青,或是在空中捕禽、在水中捕鱼,或是在山中射虎猎熊,草原上则奔跑着骏马、牛、羊、鹿、兔等动物。塞外草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辽代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契丹建立的国家,延续时间长达210年,最大疆域约489万平方公里,是10到12世纪历史最长、幅员最辽阔的游牧帝国之一。它先后建有5个都城,辽上京是营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首都。

已有的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在辽代,这里的环境比现在更加宜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韩茂莉曾在研究中指出,根据碳14测年、花粉分析、历史文献、考古调查四方面依据互参,可以基本肯定,至少辽圣宗时期西辽河流域仍然处于环境适宜期。这无疑为契丹人的生息繁衍以及辽代都城的营建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新的考古证据显示,在被金灭国后,辽上京的宫城完全被废弃,从帝都变成了金的地方城市。

辽上京朝向仍存疑

辽上京遗址建议遗产区和缓冲区边界卫星影像图

据史料记载,辽先后建有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其中,上京城是营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都城,是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代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

历经历史沧桑,如今的辽上京只余绿草。它占地约737公顷,城址被大兴安岭余脉环绕,南侧有沙力河流过,风景如画。201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开始了有计划、长期的考古发掘。

了解一座城的总体规划布局,其朝向与轴线是其中的关键。契丹人向来有尚东拜日之俗,他们的穹庐毡帐一般朝向东方,这种观念也体现在辽代的一些建筑规划上。比如,祖州城在祖陵的东方,辽上京城址又在祖州城的东方。那么,辽上京的朝向是否也是向东的呢?

“由于文献资料匮乏,《辽史》错漏较多,考古资料更显重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朱岩石指出,辽上京遗址不仅需要长期、多学科考古资料的积累,更需要以世界考古学眼光,开展与北宋、西夏、金以及高丽、日本等的都城比较研究。

自2011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辽上京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围绕辽上京遗址的布局和沿革来展开。

唐以后,辽和南面的五代、北宋长期对峙,形成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成为东亚与中亚、北亚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是东西方文化、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必经之路。董新林说,当时中亚地区“无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

经过几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答案已浮出水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辽上京考古队队长董新林告诉记者,辽上京的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均为一门三道,与已发掘的皇城、宫城西门都是单门道相比,规模更大,等级更高。此外,根据考古勘探和踏查,在皇城东门内发现一条道路遗址,一直向西延伸至宫城之内。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和宫城内的一号殿院落,均以这条道路遗址为轴线,呈东向对称分布。这就从考古学上证明了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轴线。

辽上京遗址的轴线布局及相关遗存

不过,也有学者推测,辽上京城的轴线在辽代中后期可能受中原都城“坐北朝南”体制的影响,发生过变化。据《辽史·地理志一》记载,辽上京皇城“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辽太宗曾“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准备接受燕云十六州的图籍。

海内外学者视辽上京遗址为古代都城中“失落的瑰宝”。它在1961年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保存状况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和辽祖陵遗址作为一个整体,于2012年进入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承天门”的启用是否意味着辽上京的朝向转变为南向了呢?辽上京考古队今年的发掘工作便是围绕辽上京宫城的南门展开。在考古工地上,只见考古队在辽上京宫城南门的位置发掘了四个10×10米的探方。在探方中,记者看到很多标着“L2”、“L3”的区域,这表示金代的路面。原来,这座上京城在金代继续被使用,它一度成为金代的北京。但到了金代中期,它的地位逐渐衰微,沦为边陲小镇。从地表遗迹看,金代沿用了辽上京的皇城城墙,但宫城被弃置。辽上京考古队队员汪盈告诉记者,金代的房址遗迹叠压在辽代城墙遗址之上。在这片区域里,考古队员找到了生活器皿、存钱罐、围棋等,这是了解金代社会生活的珍贵材料。

发掘工作开始后,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教授每年都会访问辽上京遗址。他曾对皇城内佛寺“朝东”的问题迷惑不解,但随着考古揭示了东向轴线,他才有了答案。

在一个探方内,汪盈画了一条线,她向记者解释道,这条线的外面是金代的文化层,里面则是辽代的夯土。现在,叠压在上的金代文化层已经渐渐被清理完,辽代城墙的遗迹开始显露。董新林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发掘了解辽代遗迹现象的变化,比如城门是否经过改建等。“辽上京的朝向是否真的存在由东向南的转变,还需要考古发掘的证据来说话。”董新林说。

“考古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解决了,又有新问题冒出来。”他说,辽上京遗址特有的都城形制,不仅为中国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也为东亚、北亚乃至世界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www.496.com(新葡京官网入口),作为辽代最早的都城,辽上京在辽代的都城制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修建都城本是汉人的传统。”董新林表示,唐以后的中国都城分两种,一种是“日”字型结构,另一种是以北宋汴梁城为代表的“回”字型结构。辽上京的布局兼具这两种特点,建城理念本身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特别是皇城嵌套宫城的结构,突出了中央政权,是对汉人建城理念的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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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期待将辽上京作为汉化尚不充分的代表,与后面的城市进行比较。“但辽上京本身并不是静止的。”汪盈说,它自辽代早期始建,一直被沿用到金代。“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布局是不是契丹人一开始建城时所设想的样子,它能不能作为早期代表与后面的都城比较,这都需要特别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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