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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期间劫掠文物的返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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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23日上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一行三人,代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在日本皇宫门前通过警卫向宫内厅递交了要求日本返还106年前被掠走的中国文物唐鸿胪井刻石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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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与全民族文化主权意识的提升,政府与民间开始高度关注流失海外文物的命运,并为流失文物的回归做了积极努力。
  需要指出,目前我国各界关注的主要是流失欧美的中国文物,而日本侵华期间劫掠文物的返还问题尚未引起我国政府与民间的重视。事实上,日本侵华给中国文物造成的破坏,远超过近代以来外强发动的其他历次侵华战争;日本劫掠的中国文物,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品质上,均远超过欧美列强。据中国政府不完全统计,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共约1879箱,360万件,遭到破坏的文化古迹达741
处。目前,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大多数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劫掠到日本的。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其中珍品、孤品(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许多博物馆。此外,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京都泉屋博古馆、藤井有邻馆、根津美术馆等也收藏有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包括王羲之的《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等稀世文物珍品。这些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都是中华民族无法割舍的文物珍宝。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值得强调的是,日本掠夺文物和纳粹德国掠夺艺术品均对受害国家和受害者造成重大损害,然而,与日本几乎未归还中国文物不同,同样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在战争期间劫掠他国的文物及艺术品在战后得到了系统性返还,这应当引起我国政府与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
  二、日掠文物返还的法律与道德基础
  从当前既有的国际条约来看,用于追索文物的国际条约主要包括: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下简称“1970年公约”)和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等。然而,由于这些国际条约均制定于二战结束之后,受制于“条约无溯及力原则”,日劫文物的返还尚无直接的国际条约依据。
  尽管如此,应当看到,要求日本返还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文物,我国方面仍然拥有充足的国际舆论与道义基础,并且有先例与范例可以借鉴。
  首先,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层面通过了为数众多、影响巨大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以支持文物原属国追索战争期间劫掠的文物,主要包括:联大1972年12月18日通过的第3026A(XXVI)号决议、1973年12月14日通过的第3148(XXVIII)号决议、1975年11月19日通过的第3391(XXX)号决议、1976年11月30日通过的第31/40号决议、1977年11月11日通过的第32/18号决议、1978年12月14日通过的第33/50号决议、1979年11月29日通过的第34/64号决议、1980年12月11日通过的第35/27以及第35/128号决议、1981年11月27日通过的第36/64号决议、1983年11月25日通过的第38/34号决议、1985年11月21日通过的第40/19号决议、1987年10月22日通过的42/7号决议、1989年11月6日通过的第44/18号决议、1991年10月22日通过的第46/10号决议、1993年11月2日通过的第48/15号决议、1995年12月11日通过的第50/56号决议、1997年11月25日通过的第52/24号决议、1999年12月7日通过的第54/190号决议、2001年11月21日通过的第56/8号决议、2001年12月14日通过的第56/97号决议、2006年12月4日通过的第61/52号决议(标题为“文化财产返还或归还原主国”)、2009年12月7日通过的第64/78号决议等。此外,从2002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推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流失文物的原则宣言草案》的制定与修改工作。上述国际性法律文件均明确支持文物原属国追索战争(尤其是二战期间)及受殖民统治期间被劫掠的文物。尽管这些文件并非国际条约,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但因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权威性与舆论价值,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共识与共同愿望,故在实践中具有重大的道德及政治影响,可以作为我国对日追索文物的“准法律依据”。换言之,我国提出日掠文物的返还问题,虽不具有直接的国际条约依据,但完全占据道德与舆论的优势。
  第二,同样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主动、系统地返还了其劫掠的各国文物与艺术品,改善了与受害国的关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这为日本返还劫掠的中国文物提供了范例与对照。二战结束以后,德国通过欧洲及联合国层面,与受害国进行主动协商,制定了大量的旨在返还其劫掠文物的多边与双边协议,德国甚至制订了《德国返还法》,以国家立法的方式对归还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从他国劫掠的各类财产做了具体、系统规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国完全有理由要求日本以德国为师,积极提出日劫文物的返还问题。
  第三,同样作为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的韩国,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已经较为彻底地解决了对日文物追索问题。1965年,在美国的协调下,日本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并签订《韩日协定》,依据此协定,日本向韩国返还了1430件文物;2010年,日韩两国共同纪念日本强行吞并韩国100周年,并签订了返还文物的双边协议,据此,日本又返还了约1000件文物。此外,在韩国民间与政府的努力下,几十年间,日本断断续续地向韩国返还了多件文物。日本从朝鲜半岛劫掠文物的历史背景、手段与其从中国掠夺文物非常近似,因此,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对日追索文物的成功经验,寻找有利历史时机,解决日掠文物返还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中国要求日本返还其劫掠文物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有日本学者认为,1972年中日《中日联合声明》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据此,中国政府以丧失了对日文物追索权。显而易见,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依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放弃的政府层面的战争索赔权,并不影响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同时,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索赔是指中国放弃要求日本国政府对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进行经济赔偿,而要求日本返还其掠夺的中国文物则是原物返还请求权,两者是完全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利。因此,《中日联合声明》关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并不影响中国要求日本返还其在战争期间暴力掠夺的中国文物,中国要求日本返还其在侵华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三、策略建议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文物一直未得到系统返还,这既牵涉到复杂的历史与国际环境等因素,也与我国一直未对此问题予以重视,理论与实务界一直未展开深入研究有关。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右倾化发展方向,否认甚至美化战争罪行的言论在日本甚嚣尘上,这应该引起我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日本暴力掠夺的不计其数的中国珍贵文物,是中华民族屈辱近代史的见证者,也是日本侵华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在此背景下,积极推动日掠文物的返还,不仅是中华民族不容剥夺的权利,也是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的丑恶行径展开斗争的有力武器。为此,我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行动,积极、稳妥的推进相关工作。
  第一,充分利用现有文物返还的国际道德规则与原则,在对日外交的整体战略构架之下,积极与日本展开相关对话与磋商,将日掠文物的返还作为两国政府间外交事务的重要一环,彻底改变我国作为二战战胜国与战争受害者,却长期对日掠文物的返还“不重视、不研究、不提出”的状况。可以预期,在对日外交中提出日掠文物的返还问题,可以使日本受到强大的国际舆论与道义压力,从而使我国对日外交更加主动、有利。
  第二,积极开展被掠文物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及时向国际社会公布相关信息,并利用2015年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历史时机,使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二战期间日本劫掠中国文物的严重性,并将日掠文物的返还问题列为反思、检讨法西斯二战罪行整体行动中的重要一环。
  第三,发挥国内民间机构的力量,实现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格局,形成合力推进日文物追索工作。对日追索文物,不仅牵涉到两国政府间的关系,而且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众文化主权意识的提高,我国民间要求日本返还文物的呼声愈加高涨。去年8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致函日本政府和天皇,要求日本返还掠夺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揭开了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索文物的序幕。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可以因势利导,利用民间追讨形成的道义与舆论压力,择机启动日掠文物返还的政府间谈判与磋商。
  第四,实践工作须以理论研究为基础,我国理论界,尤其是国际法学界,应该充分重视日掠文物返还的研究工作,展开相应的理论研究,改变在此问题上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的局面,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支撑。
  最后,需要指出,日掠文物的返还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放在中国对日外交的整体战略构架中予以推动,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既不能因为中日关系目前陷入困难而放弃之,也不能因为日本现任政府奉行对华强硬态度而对之持消极悲观态度。事实上,对日追索流失文物不仅是中华民族不容剥夺的权利,更是当代中国人对子孙后代应尽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问题上我国完全占据国际道义与舆论优势,适时提出日掠文物的返还问题,不仅是我国对日外交的有力牌局,也是与日本右翼势力做斗争的有利武器,对于促进日本各界深刻认识、反省战争罪行,从而推动中日关系沿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性价值。
(来源: 《中国文物报》    作者: 霍政欣)

  23日正好是日本明仁天皇81岁生日,日本全国放假一天庆祝,日本皇室成员、首相安倍晋三等政府官员及部分民众纷纷前往贺寿。此时此刻皇居中就存放着从中国掠到日本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刻石今年恰逢1300岁生日,却无法回到祖国。王锦思一行此次带去曾放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辽宁旅顺的海水、岩石、枫叶、贝壳、鱼干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制寿桃、一幅绘画、4条横幅等礼物为刻石庆生,以表达中国人民渴望国宝回归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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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索回的部分秦国金饰片。(图片由甘肃省文物局提供)

  唐鸿胪井刻石是一块重逾90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公元713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使鸿胪卿崔忻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旅顺都里镇,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一块,永为证验。刻石文字共29字,分3行自上而下自右向左书写:“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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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清军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方亭,护卫刻石。1908年,日本海军将刻石、护卫亭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掠走,献给日本皇宫。1911年,日本海军在旅顺的刻石遗址上建立了搬移中国文物的“记功碑”,也就是今天到旅顺黄金山仍然能够看到的“鸿胪井之遗迹”碑。

  我国对于非正常手段流失海外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种形式:回购、捐赠和追索。回购这种途径变非法抢掠为合法流通,是对中华民族尊严的又一次伤害。最好
的方法,是依据国际公约的相关原则作为法理的支撑和道德的支撑,通过外交协调,通过民间交流、学术研究,在一个平等互利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来解决流失文物
的问题,最终促成流失文物回到中国

  今年8月7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向日本天皇转交信函,要求归还被掠到日本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4个月过去了,日本皇室只公开表示收到信件,但一直未对该会予以答复。

  7月20日,“大堡子山流失文物回归特展”在甘肃省博物馆开幕——32件春秋时期秦国金饰片的“回国路”走了10年,这些文物出自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中国流失于海外的文物众多,为何先选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追讨?

  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究竟有多少?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被劫掠以及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和不道德的方式,致使大
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100余万件。

  据悉,我国文物的海外流失以近代旧中国时期为最多,新中国建立后盗掘走私文物的数目也不少。其中,旧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

  如此庞大的数量,加之举证文物来源等技术问题,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艰辛可见一斑。

  关于流失文物回归的方式,也主要有三种:回购、捐赠和追讨。目前,国际上海外文物的回流,超过90%主要依靠回购,也就是拍卖。捐赠方式少而又少,追讨则更是目前最难以成行的文物回流方式,因为它牵扯到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不主张回购

  1954年,联合国在海牙通过了《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对被劫掠文物的归还,议定书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在敌对行为终止时,向先前被占领领土主管当局返还处于其领土内的文化财产。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坚持认为,如果是侵略战争时期掠夺走的文物就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正式追讨,否则私人高价购买容易被对方误认为是放弃了法律追讨的权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民间收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此次选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进行追讨,王锦思表示,首先,已经掌握确凿证据证明,日本在战争期间强掠的刻石现存于日本皇宫。其次,在国际上,韩国民众向日本追索“北关大捷碑”,是为成功先例。

  据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首席律师刘洋介绍,目前,我国对于非正常手段流失海外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种形式:回购、捐赠和追索。

  战后对文物的追讨,王锦思说韩国是很好的榜样。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失败后,朝鲜建立了“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军将古碑掠夺到日本。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民众积极要求日本归还古碑。2005年,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韩国成功索回。

  但是,回购价格呈现出不断上扬的趋势,使得这种方式引起非议,最大的争议就是提高了回购的价格。

  中国民间追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能否成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霍政欣教授曾表示,从法律上讲,国家和政府才是提起追讨流失文物的合适主体,民间追讨只能起到舆论和道义的支持作用,体现中国民众的诉求。今后要真正推动文物的成功追索,还需要中国政府出面,在中国、日本两国政府之间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就曾明确表示,反对回购流失海外文物。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表示:日本从中国抢走的文物必须归还,此次追讨文物不仅仅是索赔联合会的行动,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表达捍卫国家尊严的决心,是向日本皇室传达全体中国人民的诉求和主张。民间永远是迈开第一步的人。

  粗略统计,目前,90%的流失海外文物是我国通过回购的方式追回,也就是说,是个人或者机构参与国际商业市场上的拍卖,把文物买回来。我国还成立过流失文物回购基金,用这些基金买过著名画家韩湟的《五牛图》、宋代米芾的《研山铭》手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