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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换开放40年 听亲历者讲述40年立宪旧事

听亲历者讲述40年立法故事(改革开放40年·印记)

多位立法工作亲历者回忆:

多位立法工作亲历者回忆: 40年,那些难以忘怀的立法往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雪

图片 1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

40年,那些难以忘怀的立法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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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雪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被历史铭记的会议,不仅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还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开启了新时期法制工作的新篇章。

处理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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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经历了从不健全不完善到逐步健全、逐步完善的过程。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4位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的亲历者——第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张春生,回忆了他们经历的那些难以忘怀的立法往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1979年7月1日,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7部法律破茧而出,我国立法工作全面恢复。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被历史铭记的会议,不仅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还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开启了新时期法制工作的新篇章。

新时期开局:

“40年,我国的立法工作与改革开放是相伴而生、相伴而行。”
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说,要处理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立法是把稳定的、成熟的社会关系上升为法,把社会关系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它追求的是稳定性。立法的特点是“定”。改革恰恰是对原来定下的、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做法进行改变,是制度自我完善的一个手段。改革的特点是“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经历了从不健全不完善到逐步健全、逐步完善的过程。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4位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的亲历者——第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张春生,回忆了他们经历的那些难以忘怀的立法往事。

三个月七部法律

在乔晓阳看来,我们经历了从“先改革后立法”到“边改革边立法”再到“凡属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不同的特点,比如从立法“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宜粗不宜细”,到“能明确的尽量明确、能具体的尽量具体”。

新时期开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杨景宇回忆,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由80人组成,协助常委会加强法制工作。“法制委员会一成立,立刻组织工作班子,夜以继日地干起来。”

乔晓阳回忆,1989年制定行政诉讼法,确立“民告官”制度时,一些专家学者不满意,认为法院受案范围太窄,一是限制在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才可以告,二是限制在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才可以告。

三个月七部法律

对于干什么的问题,杨景宇说,经过研究商议,确定先抓条件比较成熟的、急需的七部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立法大事记记录了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有一个市的多名乡镇干部辞职,他们说“没法干了,过去无法我有办法,现在有法我没办法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杨景宇回忆,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由80人组成,协助常委会加强法制工作。“法制委员会一成立,立刻组织工作班子,夜以继日地干起来。”

其中,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有四部,即: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这四部法律都是以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时制定的原有法律为基础,总结2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以完善,重新修订的。”

“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宁可起点低一点,也要先把这个行政诉讼制度建立起来。”乔晓阳说,经过多年实践,2014年全国人大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比如把“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删除了“具体”二字;受案范围从“行政机关”扩大到“规章授权的组织”;把原来列举的受理8个方面的事项增加到12个方面,扩大到人身权、财产权之外的其他权利;还规定法院对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可以进行附带性审查等。这样修改以后各方面就比较满意了。

对于干什么的问题,杨景宇说,经过研究商议,确定先抓条件比较成熟的、急需的七部法律。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两部法典化的基本法律,起草工作原来就有一定的基础。杨景宇说,刑法草案1957年就有了第22稿,1963年又有了第33稿,此次提出的刑法草案是以第33稿为基础,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拟订的。与刑法相配套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也是在此前多次修改稿的基础上拟订的。

“改革开放早期,我经常讲,立法要‘既好看又好吃’,‘好看’就是肯定现成经验的同时,这个法律还要体现改革的方向,还要有时代性;‘好吃’就是能下得去嘴,能把法律的规定落到实处,不能不顾实际去迁就形式和理论上的完美。要把法律的稳定性、可行性、前瞻性结合起来。”乔晓阳说。

其中,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有四部,即: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这四部法律都是以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时制定的原有法律为基础,总结2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以完善,重新修订的。”

最后一部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第一部对外开放的法律,旨在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起草这部法律时,我国还没有实践经验。怎么办?”杨景宇回忆,一是打破传统观念束缚,整理了一份《列宁关于用租让制利用外资的一些论述》;二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整理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办合资企业的规定》《关于合资企业的一些情况》等十几份资料;三是规定不宜过细,只有15条。

“1979年刑法是192条,1997年修订的刑法变成了452条,之后随着实践的发展又先后通过了10个刑法修正案,法律条文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在乔晓阳看来,现在与改革开放早期的情况大不相同了,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有法可依,特别是我国的立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精细化,增加可操作性。立法的内容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全面。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两部法典化的基本法律,起草工作原来就有一定的基础。杨景宇说,刑法草案1957年就有了第22稿,1963年又有了第33稿,此次提出的刑法草案是以第33稿为基础,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拟订的。与刑法相配套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也是在此前多次修改稿的基础上拟订的。

“这部法律可以说具有破冰的重大意义。”杨景宇说,它引进市场法则,规定合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协议、合同、章程规定;开启现代企业制度,规定合资企业的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决定重大问题;引进知识产权概念,规定合资双方可以“工业产权”作为投资;为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开了大门,规定外商投资比例不封顶,但不得低于25%。

图片 4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

最后一部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第一部对外开放的法律,旨在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起草这部法律时,我国还没有实践经验。怎么办?”杨景宇回忆,一是打破传统观念束缚,整理了一份《列宁关于用租让制利用外资的一些论述》;二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整理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办合资企业的规定》《关于合资企业的一些情况》等十几份资料;三是规定不宜过细,只有15条。

“七部法律的出台,迈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具有奠基意义的关键一步。”杨景宇回忆。

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

“这部法律可以说具有破冰的重大意义。”杨景宇说,它引进市场法则,规定合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协议、合同、章程规定;开启现代企业制度,规定合资企业的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决定重大问题;引进知识产权概念,规定合资双方可以“工业产权”作为投资;为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开了大门,规定外商投资比例不封顶,但不得低于25%。

编纂民法典:

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七部法律的出台,迈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具有奠基意义的关键一步。”杨景宇回忆。

先后启动五次

“在立法岗位工作28年,深感立法不容易,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容易。”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感慨。

编纂民法典:

民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经济交往等活动都离不开民法的保护和规范。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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