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3

来自公元元年在此以前的玩具:商代贵族拿什么做游戏

来自远古的玩具:商代贵族拿什么做游戏
发布时间:2016-10-08文章出处:澎湃新闻作者:张惟捷点击率: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你已多久没有放下一切,单纯、专注地找个东西玩一玩,藉此让自己的身心回归平静的原点?写这篇文章时,两个女儿正在身边嘈杂地玩着过家家,全心投入的热忱让我也感染到莫名的快乐。事实上,“游戏”这个行为本就在人类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人们透过单独或结伴进行各式游戏以自娱娱人,从中获得日常生活以外的乐趣。据研究,不仅人类如此,在许多哺乳类动物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游戏行为,例如海豚追逐彼此、猕猴的嬉戏行为等;可见在严酷的现实生活垄罩下,适时地嬉乐以释放压力,可说是一种生物的自然本能。
根据考古发掘显示,早在纪元前3500至1900年的印度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中,针对游玩而设计的小玩具,诸如小马车、哨子等便已普遍存在了。然而就中国而言,严格意义上的玩具与游戏行为并不见于商代甲骨文以及同时代的相关记载,遑论更早期的考古工作对此从未有所得。但这是否便意味着与其他文化相比,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既枯燥又乏味?恐怕也不能这样说。最近有学者对这方面做了崭新的研究,让我们能够窥探到当时游戏文化之一角,颇有意思;而这得从某类牛骨的考古出土谈起。图片 1

对很多出土文物要重新解释

张光直:考古学领域最后的巨人
发布时间:2015-02-27文章出处:上海书评作者:张经纬点击率: 巨人之躯
2013年时,三联书店再版了张光直先生系列作品,是迄今国内出版先生作品最全面的一版。作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界最富国际声誉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主任,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光直先生这些作品大多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在八十年代以来便陆续译成中文。时值先生去世十二年之际,重读作品,历久弥新。
这些作品既有用考古学材料建构史前中国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也有总结、阐释商代考古成就的经典之作《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更有收集了先生大量随笔、序文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以及回忆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得益于这些丰富的素材,我们可以一窥先生一生的考古心路。
作为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张我军的次子,光直先生是位台省籍人士,可因为青少年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在抗战胜利后随全家返回故乡,心中始终怀着对古老中国的美好感情。既没有1949年左右仓促赴台者的失落,也不似后来海峡阻断之后出生一代台湾学者,虽也研究古史,心里却失落了对古代中国的眷恋。比如,研究西周制度的杜正胜,实际忝列“绿营”,以“羌史”成名的王明珂,在颜色上也颇为暧昧。而这一切在张光直先生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先生身为台籍,对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正是这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使其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上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前考古的脉络维系一身,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古代中国考古学》的译者在2002年版的“译后记”中写道:“最近十多年来,张光直先生一直在同病魔作斗争。……1994-1997年他又数度坐轮椅来到北京,并曾奔赴他念念不忘的商丘考古工地。……先生的身躯虽小,然骨头是最硬的。在他的身上,我真正体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
2001年初一代考古学巨擘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因帕金森症去世。先生去世时,刚过古稀,在普遍高寿的考古学家中算是“英年早逝”。在有限的生命中,先生写下诸多着名考古学作品,芳泽后世。其中尤以对“商文明”、“中国史前时代”两方面的成就为最,至今未被超越。“先生的身躯虽小”,却无愧考古学领域“最后的巨人”。
巨人之迹
先生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众所周知的对“商文明”的综合阐述。上世纪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在很大程度上与“商代”的发现有重要关联。1920年代末,在傅斯年主持下,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发掘了大量包括殷墟在内的史前遗迹,但苦于抗战动荡,无法安心整理、研究,内战后期这批材料中除部分留在大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被携往台湾。加上此后1950年代的两次重大发现,基本奠定了已知商代文明的认识格局。其一是五十年代初“郑州商城”的发现,其二是五十年代末“二里头文化”的发掘。
但是,两个原因阻止了当时对“商文明”进一步的整体阐述。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基于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传统方法,天然缺乏对包括生产、分配、祭祀、权力在内的文化全貌进行系统分析的能力,也更无法从“文化互动”的角度探索文化遗址之间“时空连续性”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恰好在这些遗址发现后,便进入了一系列运动浪潮当中,使得对“商文化”的跟进研究经历了五十年代的短暂成绩后,就在很长时间里步入低谷。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商代文明最出色的成果,莫过于陈梦家先生在五十年代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只可惜,陈先生在留下这部巨着后,也不幸早逝。
张光直先生虽在海外,却一直关注中国大陆地区的考古成果。同时也接受了当时考古界最先进的“聚落形态研究方法”上的训练,使他事实上成为将“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阐述的第一人。结合考古材料,他从“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和“安阳之外的商文明”两个部分进行讨论,系统地阐述了商代中后期和早期两个阶段的社会形貌。从“族群”、“都邑”、“军事”、“祭祀”、“王权”和“方国关系”等多个方面,基本奠定了后来研究者讨论“商文明”的主要议题。(还富有远见地将商代文化与周边大致同时的其他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和清江几何印纹陶文化〕并置研究。见图一)翻开今天任何一本介绍商代文化的着作,基本上是不会跃出张先生给出的这几个讨论范围的,可见其影响之深。图片 2

另一个例子来自位于南非西开普敦6-8万年前的多处遗址。对岩石碎片的分析表明,初学者正在模仿成人的石头敲击,制造一些初级的、但功能上无用的工具。这些很可能也是儿童玩具。这种模仿玩具的出现,再次与那时当地先进技术的出现相吻合。

很少有像轮子那样令人费解的发明。爱迪生说过,“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但这句话用到我们的原始祖先身上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即使他们已经意识到可以通过滚动来移动物体,但要制造出一个真正有用的轮子,那需要多少时间、物力和技能啊,得砍斫木料,加工成圆形,镂空……而他们每天都要为填饱肚子奔波,哪能拿出“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来做费力、费时的试验呢。

图片 3

玩具促进了技术的革新

也许早期的发明者甚至用玩具生产各种原型。比如说,很容易制作出同一样东西的100个不同的微型模型,然后和孩子们一起玩,看看哪种设计最合理。

一些心理学研究表明,玩具的特性可以直接影响儿童的认知发展。譬如,玩开放式玩具的孩子往往更擅长解决“开放”式问题。比如给孩子一堆积木,不给“标准答案”,让他们按自己的想象去搭出各种结构。玩具还能帮助孩子了解机械特性,以及练习社会角色(比如给玩具娃娃做父母)。

里德和他的同事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里面概述了几项有趣的研究例子。例如,他们检查了4500年前居住在格陵兰地区部落的考古记录,记载了早期的定居者缺少玩具,而且他们的技术也一直停滞不前。但800年前移居格陵兰的图尔人就留下了许多微型物品,似乎是特别为儿童游戏设计的,包括玩具皮划艇、雪橇、武器和娃娃等。这些玩具的出现与当时图尔人新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时间上相吻合,如出现了先进的鱼叉、精巧的船只和精致的服装。

如果他的猜想是对的,那么我们在考古记录中也应该能找到一些线索,证明某些玩具的存在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