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4

日本三菱公司与中国受害劳工和解书全文公布

谢思华将家族受害记忆写入族谱 ——《童增书简》故事系列之一

就是要为那些受害者讨回公道和尊严

  

图片 1

——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发起人童增

图片 2

10月16日上午,《童增书简》26年前的写信人与收信人跨世纪首次相会。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供图

上个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参谒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献上花圈表示哀悼。福田康夫成为继海部俊树、村山富市、鸠山由纪夫之后,第四位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日本前首相。我外交部对此表态说:我们对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正视历史、呼吁和平之举表示赞赏。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希望日方能够认真重温条约精神,将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真正落到实处,同中方一道,共同努力,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推动中日关系在和平友好合作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和解协议书》文本原件。佚名/摄  编者按

本报北京11月6日电(田野青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蕾)日前,一对老夫妇敲开了北京中祥投资公司的大门,稍显迟疑地问:“童增会长在吗?”

图片 3

  今年的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71周年纪念日。今年6月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在北京向掳日中国劳工谢罪,双方达成和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取得里程碑式的重大胜利。值此,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联合会决定将三菱公司与中国受害劳工签署的《和解协议书》全文公布,以供读者了解此次和解协议的细节及其历史意义。

当童增出现在二老面前的时候,大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连连说道:“童会长,您没见过我,我是26年前给您写信的人!”

2003年9月18日,童增前往日本札幌法院为中国受害劳工出庭作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供图

  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到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整整71年。在这一年的6月1日,日本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菱公司)在北京向中国二战受害劳工谢罪,双方最终达成和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大胜利。因此,对于那些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受害者来说,今年是意义非同寻常的一年。

这位大爷名叫谢思华,是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遗属。前段时间,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童增,并且了解到童增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内心十分高兴。因为这个名字,串联着他77年前的家族往事与26年前的人生回忆。

今年不仅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七七事变81周年、南京大屠杀81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正视历史,中日关系就会出问题。不可否认,日本一直存在着否认侵华历史的势力,他们不时沉渣泛起,给中日关系发展制造障碍。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纠正这种偏差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这里不仅仅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些民间有识之士,他们不懈努力20多年,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追索日本政府的赔偿,上日本去打索赔官司。虽然这些官司被日本法院以种种理由判负,但日本法院最终也不得不认定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慰安妇”、被掳劳工、731部队人体试验和细菌战、重庆大轰炸等日军在华所犯战争罪行的事实,这对于改变日本社会对历史的认知起到了很大作用。对此,就不能不从28年前开始致力于为中国受害者讨公道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发起人童增先生说起。

  如今,中国受害劳工之一、87岁的闫玉成老人与日本三菱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他授权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将和解协议书全文公开。对此,童增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双方能够达成和解是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协议应该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分享。他还表示,对日民间索赔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

1992年,时年50岁的谢思华在《金华日报》上偶然读到了介绍童增为侵华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文章,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勾起谢氏家族最悲惨的记忆——爷爷谢静岩的死。

“万言书”引发民间对日索赔运动

  中国的《安妮日记》

时间拉回到1941年农历八月十二日午夜,在安徽省枞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日本鬼子和汉奸突然包围了谢家,日军以“通新四军”的罪名将爷爷强行抓走。与爷爷一同被抓的还有其他4名手无寸铁的村民,他们分别是钱都喜、姚九思、周少如、汪吉义。

1991年2月28日,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一位年轻人来到位于北京南城的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了要求向日本索赔的“万言书”。一位戴着“502”号胸牌的瘦高个女士把他引到里边的一间屋子了解情况。她看了看“万言书”,答应会向上级反映。

  1990年,童增写下《中国要求日本民间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发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行动。这封万言书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一把烈火,成千上万名遭受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中国受害者以及遗属看到了赢得公平和正义的希望,他们决定为此站出来,保持了半个世纪的沉默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家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老实本份的爷爷,靠种庄稼兼做点小买卖勉强维持生计,养活着4个孩子,怎么就通新四军了?第二天,噩耗传来,其中3人被杀害,爷爷也在其中。当爷爷血肉模糊的尸身,被家人散尽钱财才得以抬回家里的时候,43岁即将临盆的奶奶与4个孩子唯有抱头痛哭。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

  很快,童增就收到了来自中国各地雪片般涌来的支持信件。这些信件提供了中国战争受害者及其遗属在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蹄下所遭受的种种暴行的痛苦回忆和控诉,其中就不乏被掳中国劳工以及遗属的来信。数年间,童增收到了大约1万封这样的信件。这些信件作为童增书简翻译成英文,被公诸于网上。

在爷爷惨死19天以后,他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了。家里突遭劫难,奶奶坐月子时终日哭泣,最终哭瞎了双眼,而那个不幸的孩子,因为家庭陷入贫困,缺乏营养,也早早夭折了。

1956年6月3日,童增出生于山城重庆。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童增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后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经济法硕士学位。他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台湾研究会”并任会长。1990年4月,时任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的童增在《报刊文摘》上读到一则不到300字的消息《欧洲重提战争赔款》,他由此受到启发,从那时起便每天骑自行车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撰写了《从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后来修改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即“万言书”。童增的“万言书”首次提出将“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区分开来,认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

  为了更好地保存童增书简,美国华侨柴大定、曹赞文等人在美国注册了非营利教育组织10000个正义的呼声,并与童增一起创建了10000个正义的呼声网站。柴大定先生表示,这些信件令他想到了著名的《安妮日记》,如同15岁的纳粹受害者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成为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的铁证一样,这些中国受害者的信件也成为侵华日军实施三光政策罪行的铁证。

这段刻骨铭心的仇恨始终折磨着奶奶及5个儿子的心。孙辈的谢思华,就是在父亲及叔父们挥之不去的痛苦回忆中,牢牢记住了爷爷的死。

从当年8月开始,童增走遍北京各个报社和杂志社,希望能发表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却屡屡碰壁。后来,他索性辞掉了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法学教研室主任的职务,除了每周4个学时讲课之外,其他时间都用在了民间对日索赔这件事上。

  今年6月1日,日本三菱公司为在二战中使用并虐待中国被掳劳工表示谢罪并与受害劳工以及遗属达成和解后,童增为了让更多的受害中国劳工能知道这一信息并获得赔偿,他又从这1万封信件中发现了来自三菱劳工以及遗属的两封信,并立刻给信中提到的7位劳工发信联系。寄出的7封信中有3封因地址变迁被退回,而另外4位三菱劳工的后代陆续联系到了童增。相隔20多年后依然能够联系到其中4位受害者的遗属,让童增感到非常高兴。这4位受害劳工的家属中已有两人在当地劳工相关机构登记,而另外两人尚不知道日本三菱公司谢罪一事,因为时隔多年,他们认为对日本三菱公司索赔无望已经放弃。

1992年10月13日,谢思华怀着满腔悲愤给童增写信,讲述了家族的苦难。那时,父辈中唯有三叔谢春明在世,三叔得知童增为民族伸张正义的事迹后,非常敬佩,又怕作为孙辈的谢思华的记述有遗漏或错误,亲自给侄子写了一封信,以亲历者的角度回忆了父亲被杀的前后经过。

图片 4

  国力强盛终促三菱谢罪

没过多久,谢思华收到了童增的来信,信里附上了记者李佩玉写的《历史没有忘记——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纪实》的报道,此信此文,一直被谢思华珍藏了26年。

山西“慰安妇”受害者骈焕英老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供图

  童增介绍说,此次日本三菱公司谢罪以及与中国劳工达成的和解同战后其他加害国所做的谢罪和赔偿相比,是形式上更为全面、谢罪金金额最多的一次。例如,德国对受害者的赔偿偏向于道义上,只是象征性的。而日本对韩国受害劳工的赔偿最多的一次也只是每人相当于7万元人民币。由于近年来我国综合实力以及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增强,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方面为索赔扣押日本三井公司商船、康健律师等为中国劳工索赔诉讼在中国成功立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屡次向日本驻华使馆要求谢罪赔偿等活动才能顺利进行。童增认为,是中国国力增强以及在国际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这一大环境下最终促成了日本三菱公司的谢罪。

26年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由热烈走向沉寂,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遗憾的是,中国像谢思华这样的千千万万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们,始终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任何表示,甚至一个道歉。

就在去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几天之后,童增和他的学生陈健到人大代表驻地的门口,向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人大代表递交自己的“万言书”。童增完全没有想到他接触到的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对他的“万言书”内容都表示赞同和支持,这给了他很大鼓舞。后来,香港《明报》报道童增上书人大要求对日索赔的消息,并将童增的“万言书”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随后,日本共同社驻北京分社记者对童增进行了采访,并向日本发回报道;韩国联合通讯社也从韩国打来电话,对童增进行采访……

  童增还提到了日本三菱公司谢罪前的一个细节:此前,日本政府并不支持三菱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致使三菱在业务开展上进退失据。最终,出于人道、人权的考虑以及为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日本三菱公司高层在今年6月董事会换届之前,作出了和解的决定。

但是,谢思华始终牢记着这份家族血债,牢记着26年前写给童增的信,直到有一天,在谢氏家族修家谱的时候,执拗的他,将当年三叔给他的信以及童增信里附的那篇文章,倔强地收录到了谢氏家谱里。

1991年5月20日,《法制日报》将童增“万言书”中的理论部分《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予以发表,但文章没有针对向日本索赔的内容,而《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十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1991年8月8日,童增、陈健、杨颐等108位中国公民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访华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递交“索赔书”,要求日本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谢罪并对民间损失进行赔偿。这是战后中国民间首次要求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对中国受害者进行谢罪、赔偿。受这件事影响,同年8月14日,韩国金学顺老人第一个以“慰安妇”受害者身份公开站了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

  童增表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同时是亚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两个国家,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果日本不对过去的罪行表示谢罪并持有正确的历史观,那么必将对两国关系乃至世界和平产生不利的影响。他表示,这次日本三菱公司谢罪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准备借助这次成功的范例向日本政府施压,争取让日本政府像对韩国慰安妇谢罪一样向中国二战受害劳工谢罪。

在20多年毫无结果的漫长等待之后,他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将这份记忆永远地修进族谱里。族谱,是一个家族的根,爷爷惨死的这份历史沉甸甸地附着在家族之根上,永远不会随着时间湮灭。

1992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民间对日索赔的议案》由安徽代表王工等38位人大代表提出,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同时《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由贵州王录生等32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被正式列入大会第十号议案。童增即刻在自己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把消息传播到全世界。几天后,童增又向媒体公开了有童增、陈健、杨颐、李定国、冯万钧、要建春、陶国峰、李秀平、于力、李成一等1万名中国人签名的致日本国会公开信,要求日本立法,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并首次要求日本天皇访华时正式就日本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

  和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在童增的办公室里,谢老夫妇的来访,得到了索赔联合会成员最热情的欢迎。此时,最高兴的当属谢思华了,他得以亲睹自己26年前写给童增的信,他激动地说:“在修族谱的时候,我就想把这封信放进去,那时没办法联系你,以为信早就没有了。没想到我的信还保存得这么好,感谢你几十年如一日为我们四处奔走伸张正义。”

虽然提出对日索赔这件事在海外尤其是日本引起很大反响,但在国内则相对沉寂。1992年5月之后,由《青年参考》和其他两家专业和地方媒体《中国经营报》《蜀报》相继对童增提出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万言书”一事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被国内一些读者众多的文摘类报纸转载,遂引起轰动。此后几年间,童增陆续收到近万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来信,还有许多受害者或后人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向他寻求支持和帮助。特别令童增感动的是,天津蓟县有两位老夫妻,他们一路走到北京找到童增;武汉陈忠义老人到了北京后找不到童增,就在北京站外席地睡了5个晚上,直到第六天才找到他。童增后来说道,之所以一直坚持下来,就是因为身受千千万万个这些老人的重托,岂能不勠力而为。

  除了接受与日本三菱公司达成和解方案的一部分中国受害劳工,另外还有一部分受害劳工以及遗属仍在坚持以诉讼方式要求日本加害方谢罪、赔偿。对此,童增表示,参加和解与起诉是两种不同寻求公平与正义的方式,两者并不矛盾。战后,德国设立了记忆、责任、未来基金会,而没有通过法律手段。从日本到北京,有过20多年诉讼经历的童增认为,法律诉讼会涉及很多国际法、国内法等法律问题,因此有一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