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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股民过去的事情:一场未有赢家的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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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成万人争抢的宝贝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专门就证券业说过,认为证券和股市要坚决放开试,错了可以纠正。
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刺激,这一年的股市从春天开始就呈现亢奋的态势。5月21日,尉文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放开股价—此前一直执行涨跌停板制度,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连日上蹿,到25日已高达1420点,豫园商城的股价升到10009元,空前绝后。当时,全上海只有证交所这么一个交易点,股民每天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尉文渊突发奇想,包下上海一家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文化广场,作为临时的交易场所。媒体记载:文化广场是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广场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这个交易大棚风雨无阻,一直开了一年半才关闭。在办了文化广场之后,尉文渊又发明出“大户室”制度,那些有钱的人可以交一笔钱进入一些封闭的、有专线电话、能坐能睡能喝茶的“大户室”,这里的股票行情是即时通报的,买卖更是有优先权,比文化广场几分钟才报一次行情当然要优越得多。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户和大户—后来又有了“庄家”,成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游戏场。②
在深圳,股市之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几年无人问津的股票现在已成了万人争抢的宝贝,发行新股只好实行抽签的办法。8月7日,深交所发布1992年度《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办理有关事宜,一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每个认购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
公告一出,深圳邮局当即被雪片般飞来的身份证淹没,其中最大的一个特快专递包裹有17.5公斤,里面是2500张身份证。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两日内一下子涌进150万人,广州到深圳的软座火车票30多元,黑市竟炒卖到200元。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从7日下午开始,全市300个发售点就排成了长龙,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松手,深圳市内到处弥漫着难以分辨的恶臭味。
9日上午,抽签表准时出售,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各发售点的窗口全数拉下。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两天两夜苦候,却没有几人买到了抽签表。怒火迅速地在深圳遍地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炮。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恶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增发5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事态才渐渐平息下去。
事后的调查表明,抽签表的发售工作出现了集体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统4180人,各发售点平均私分私购达44.6%—很多知情者认为,事实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比例。舞弊事件对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在之后的四天内,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更高达45%,几乎跌去一半。深圳事件生动地展现出中国早期股市灰色、暧昧和野蛮的一面,它直接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基副总理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它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证监会首任主席为刘鸿儒。
百万股民的空前热情、股市的暴涨狂跌,乃至发生在深圳的舞弊事件,让决策层以最直观的方式看到股票市场这个金融工具的可利用性。当时,全国民众的银行储蓄已经超过1.3万亿元,成为一只随时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的可怕的“笼中虎”,而中央政府的财政则十分拮据,几无可能对国营企业的资金需求提供帮助,而股市的火暴让决策者们突然发现,这可能是拯救已经陷入泥潭,而政府无计可施、无血可输的国营企业们的最佳手段。一些经济学家纷纷献策论证,认为,“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营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在此之前,“冒险上市”的企业几乎清一色是沪深两地的中小企业,各大型骨干企业避之唯恐不及,而现在,事实让人们一夜之间转变了观念。证监会成立后的第一项重大决策是,把两市的上市指标权“上缴”中央,证交所再无决定权,从此后,上市指标变成了“资本输入”的代名词,证监会成为最有权势的机构之一。①

1998年,旅客在通辽至集宁的火车上。火车是百姓出远门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改革开放,让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离开故土,踏上追梦的旅途。王福春/摄

他们有的满怀理想坚定地充当着被收割者。有的化身为凶猛的食肉动物,在星辉雪夜,走向没有回头路的峭壁峡谷。

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它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过渡期,上世纪80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成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

天涯、海角、烂尾楼

1992年5月26日,上证指数从1429点跌落,一路下行。到了11月已经跌到了400点以下。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不就50万元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元再拍”,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11月的某一天,杨百万接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孙健的电话:

他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

“领导要听听你的意见,你来一下,别带人。”

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3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

杨百万到了才发现,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和市里的相关领导都在,当天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稳定股市。

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老板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参会的人顿时明白,这回股市是必须要涨了。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2016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开完会第二天,原本可以呆在大户室私密交易的杨百万,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上海文化广场交易集市,买入了1万股轻工机械,在聚集的人群中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果然没几天,跌了大半年的上证股指开始反弹,3个月内涨幅达到了301%。轻工机械每股从4.5块涨到了19块,杨百万以19块的价格抛出了手中的轻工机械,获利高达400%多。

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

然而,实际上这次反弹仅维持了短短4个月。到了1993年2月,上证指数再次从1558点跌落,迎来了长达一年半的寒冬,期间跌幅最高达到了78%。

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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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万是靠国库券赚到的第一个100万。1988年,刚从国企离职的杨怀定偶然从报纸上发现不同地区国库券的价格居然不一样。靠着这个发现,杨怀定一个人坐着绿皮车在合肥和上海之间倒腾国库券,随着盘子越来越大,最高的时候杨怀定一个人就能占整个上海国库券交易量的四分之一。

1992年,深圳,人们蜂拥而上抢购股市抽签表。

从无业游民摇身一变成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典型人物,杨百万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人们从实业中抬头,开始看到金融投机的魔力。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200万元,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2000万元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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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2000万元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后来进入股市,杨怀定专门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3元,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本人致力于中国股票证券事业,愿做一块铺路石。本人学习吃蟹人的勇气,进行个人风险投资,以技术操作获取资金最大效益增值。有同志者引以为友。

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杨百万在国库券赚到了一百万,在股市里赚到了一百万,但是没能在楼市里赚到一百万。2005年,杨百万预言炒楼的时代即将结束,卖掉了90年代初在上海闸北买的两套房子,他得意地跟记者说:价格比买的时候翻了两倍。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从2005年到今天,上海楼市一路猛涨,再也没有给杨百万重新上车的机会。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图片 6上海住宅商品房平均价格走势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

楼市不是杨百万错过的第一个机会,他错过的还有92年的股票认购证。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3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1年多,老八股天天涨停,指数一年翻一倍。这个时候,急需新股进来分享金融发展的成果。新股发行该如何兼顾效率和公平?1992年1月,股票认购证出现了。

在海南时,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也是从海运起家。“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经济过热,这个运价一定涨50%甚至翻一倍,都是货主在找船,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经济不乐观时,像现在,船东都在到处找货,还找不到货主。”

上海第一批股票认购证发行的时候,一张卖30块。买了认购证就可以参与新股发行抽签,可惜当时没人意识到这个能赚钱,摊派到一些单位,每名员工买两张才勉强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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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1992年新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扎堆上市,第一批认购证的中签率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平均一百张认购证能赚上五六十万。一夜暴富,美梦成真,所有人都疯了。

1992年8月,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一位小伙子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在发售前半小时被清理出列。张新民/摄

90年上交所要挂牌的时候,李灏心里就不是滋味,深圳的交易所筹备了一年多,反而让上海抢了先。几个人心一横,干脆抢在上交所挂牌前半个月开了市,
当时还在外企工作的李大霄听到深证要开市的消息,率先跑去东莞证券开了户,抢到了深圳1号股东代码。后来痴迷股票的他干脆进入东莞证券,成了一名普通的股票研究员。

张宝全一边做海运,一边做房地产。“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

从1992年8月7日下午开始,深圳媒体整版报道深圳要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的消息。全国各地的淘金部队前往深圳集结。

从1992年10月注册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海南出现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

当时的规定是一个人最多可以拿10张身份证购买抽签表,一天邮局收到了一个十几公斤重的包裹,打开一看全是身份证。事后据有关部门统计,8月全国有320多万张身份证飞到了深圳。

1994年,张宝全回到北京,重新创业。“南方很市场化,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北京还是双轨制,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张宝全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就找到住总合作。但因为换领导等原因,最终没能成功立项。

后来的德隆系主人唐万新带着5000名老乡从新疆长途奔袭深圳,排了三天三夜,赚了一大笔钱。

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但刚盖完章批下来,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他们就想把我踢开,把这个项目卖了,赚一笔钱走人。”张宝全很生气,“我前面做规划、买拆迁房,已经花了几千万元,那几千万元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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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根本没有开发实力。北京建委后来就批示: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2000万元保证金到建委账号,否则撤项。

朱焕良虽然没排队,但是凭借着系统内的关系,拿了上万张认购抽签表,一下子发了家。没读过多少书的他,早年靠在工地上给人开大型装卸车谋生。靠认购抽签表成了亿万富翁之后,深圳股民们都喊他朱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