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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细说“群众”内涵

  其一,群众与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出发,群众与阶级是相联系的,包含着阶级关系。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群众,资产阶级也有相应的群众,尽管它的人数较少。因此,在“群众”之前,有必要加上阶级的定语,于是就有了“无产阶级群众”、“工人阶级群众”、“劳动人民群众”等等的提法。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群众或工人阶级群众、劳动人民群众的人数是最庞大的,他们是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掘墓人,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建设者,因而他们才是最有前途、真正的群众,这样,为了简洁明了,也是约定俗成,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只需讲“群众”就可以了,实际上指的就是“无产阶级群众”或“工人阶级群众”、“劳动人民群众”。

  

        而要实现这伟大的一切,就是从坚持继续革命,改造我们的思想开始。

  在历史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群众”曾被当作举止粗鄙、地位低下,甚至面目可恶可憎的群氓、阿斗,对群众所加的议论,多带有贬义。《荀子·修身》说:“庸众而野。”社会流传的语言中也多含有对群众的轻蔑,如:群枉(一群奸邪的小人),众群(各种邪恶),众医(一般医生、庸医)等等。儒家公开主张,群众就是供驱使之用,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西方进入近代社会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仍然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社会的溃疡、脓疮,他们只是值得同情和怜悯的无产又无知的大众。

  
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这样重大的政治判断应当由谁作出?怎么作出?鉴于在我国这种话语权基本属于政治家而不是学者,我国宪法学教材的有关阐释基本上是重复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论点,因此笔者在此主要分析的也是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人的论述。

     
 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和汉奸武装;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消灭了了代表封建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我们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当权派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下,不堪一击的垮台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持“继续革命”呢?还要“革”谁的命?

  历史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群众”多带有贬义

  

       
的确,从我们党诞生至今的革命历史,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这种斗争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成败。

  在现阶段,只有全面认识了当代中国“群众”方方面面的变动情况,把握群众的具体内涵,才能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才能做好群众工作,把蕴含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力量统一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上来。

  
我国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学界普遍将“人民民主专政”认定为我国的国体,即国家性质。但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解释多见于老一辈宪法学者的论述中,他们一般习惯于从政治角度加以阐释,而中青年宪法学者似乎“淡忘”了这一命题,可能认为其政治色彩太浓而回避或抵触之。笔者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中国宪法学界迟早要面对的问题,一味回避是不现实的,不加分析的褒贬也不是学术的态度,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客观、理性地对待我们的宪法课题。

       
 四.结合现代历史条件的实际,以《毛泽东选集》1——5卷,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正反资料,为学习小组的主要学习材料;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群众”这个概念,是我们党在政治生活中经常使用和反复强调的词汇。什么是“群众”?在不同历史时期“群众”具体内涵有着怎样的变化?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确对待群众、制定符合社会历史阶段的现实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历史证明,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成功。同样,没有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参加,革命也不可能成功。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

  第四,群众与党团的关系。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把未加入政治党团的人称为群众,而加入政治党团的则称为党员、团员。另一种情况是,在政治党团内部凡是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也可以称为群众,即党员群众、团员群众,而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则称为干部、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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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一:

  在汉语中,群,是指人,也包括牛、马、猪、羊、鸡、鸭、鱼等在内的集合体。例如人群、牛群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群,辈也。”又:“辈,若军发车,百辆为一辈。”群即多的意思。众,也是指人或动物很多的情形。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众的释义是,“众,多也。”《后汉书·杨终传》曰:“安土重居,谓之众庶。”这里的众,就是民、庶民、芸芸众生。把“群”和“众”这两个字合起来使用,便称之为“群众”,但它已经剔除了其中的畜兽动物的内容,而专门指人类自身了,指的是普通的人民大众。

  
1、人民是几个阶级的联合。在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明确回答了谁是人民的问题:“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在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6]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7]可见毛泽东认为“人民”是由阶级构成的,是一系列阶级的组合(而不是公民的组合),突出的是人民的阶级性。同时,是不是人民的判断标准有三条:一是依据其阶级成分来确定,如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人民的敌人);二是根据其行为,如是否“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参加”的含义是什么不甚清楚);三是依据其态度,如是否抗日、是否“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是否“赞成、拥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基本上是以态度、以思想划界,因此只有第一条是阶级分析的方法,第二、三条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扩张。

       
2009年2月底,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召开了历时一天的,关于对08年的学习实践的回顾,及确定今后发展方向的会议。会议对半年来学习小组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并围绕小组临时负责人起草的,《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讨论稿)展开了讨论。

  其二,群众与人民。在古代,群众本来就是指民、庶民、人民,二者之间可以划上等号,即群众或人民,是与达官贵人等有权势、有钱财、跻身上流社会相对应的平民百姓。但是到了现代,人民的范围扩大了,人民是与敌人相对立而言的。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例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这里面包括那些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权、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这里面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各进步的民主党派在内;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而且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很显然,群众与人民有着明显的区别。区别就在于,人民的范围比群众大,人民中有一部分并不属于群众范畴。人民中所包含的群众,只是指人民中的那些身份、职业、职位都普普通通的大众,即毛泽东所言的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

   (一)毛泽东有关“人民”的论述

     
 七.学习小组坚持在同志间实行团结——斗争——再团结,和在思想上实行统一——辩论——再统一的原则;

  从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历史来看,党不但把群众视为自己依靠的强大力量,而且把群众当作自己甘心为之奋斗、为之服务的崇高目标和对象。以“群众”为核心,我们党还形成了“群众路线”、“群众方针”、“群众观点”、“群众工作”、“群众利益”、“群众监督”等一系列政治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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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谁,能证明自己是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成员的唯一标志,不分地域、民族、职业和年龄等,都只能是严格执行《陕西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指导原则》!我们也必须时刻准备和一切近似于这个指导原则思想的个人及群体搞团结,壮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思想队伍。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直至此时,“群众”才获得了伟大的品格,赢得了应有的尊重。恩格斯说,“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历史唯物主义把封建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统治者赶下了历史舞台,确立了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历史地位,这是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

    
在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中,人民包括几个阶级的联合,而不是仅指无产阶级,这其中又有“阶级共和”之意,虽然与我们今天倡导的公民共和还有距离,但在那个时代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是人民,而人民是当时中国的大多数而不是少数(如工人阶级),这正是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所在。毛泽东曾对苏联人解释说:“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8]人民民主专政是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特色在于用人民的概念替换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建立一个大约百分之十人数的国家政权,是一个极少数人的政权。毛泽东想要的政权不是这样的,而是在排除了‘反动派’以外的所有‘人民’的、绝大多数人的政权,是一个‘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这一个‘平民’群体所独有的政权。”[9]在毛泽东的论说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领导”被誉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10]其中的“统一战线”具有“人民共和”之意,与王明等左倾政策相比,它是明智的、理性的,从实际出发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之所以遭受失败,城市工作的阵地几乎全部消失殆尽,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这个时期的革命不合时宜地追求所谓纯而又纯的、‘打倒一切’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失败。它虽然打击了民族资产阶级,却也打到了自己。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11]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共和”如果不是一个理想而仅仅是统一战线的工具,团结大多数就可能只是一个策略(汲取血的教训而不得不为之)。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群众”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共同纲领》第1条规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其中第一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只有民主没有专政)应该是国体;第二句“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既有民主又有专政),是阐述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不同地位,是在全体公民中划分出敌我友;第三句“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是国家的目标。我国宪法学界通说认为国体即国家性质,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1]笔者认为“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国体(国家性质)有紧密关系,“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了国体,也体现于国体,但并不等于就是国体,它可能是国体的具体表现,而国体是一个更抽象的概念。国体是国家的性质,其主体是国家,是为国家定性;“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讲的是阶级地位,主体是阶级,是给各阶级排位,将阶级性作为国家定性的唯一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共同纲领》将国家的性质定为“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在阐述国家内部各阶级地位时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在这一基础上提到“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专政”是在阶级关系中出现的,而不一定具有国家“性质”的意义。在《共同纲领》的序言中还有这样的提法:“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该表述仍然是在阐述阶级关系,且针对的是政权——“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的政权”。政权和国家是有区别的,国家是第一层次的问题,政权是第二层次的问题,有国家才有政权,国家不变而政权可能变。同时这一段话是出现在序言而不是总纲中,这样就淡化了其规范性,更具有解释的意义。在该段最后还有这样的表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表明“建国的政治基础”是民主(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而不是专政或民主与专政的结合。因此可以认为在《共同纲领》中,“专政”不是在第一层面(国家)而是在第二层面(政权)上被使用的。

     
 共产党人是“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强调的“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主要包含着对这个思想原则的继承。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确保这一思想原则的主要方法。“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方法”(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层开始日显活跃,呈多样化、扩张化趋势,因此,群众与阶级的关联逐渐淡化、松散,而与阶层的连接变得更为密切、重要。在现阶段,我国的群众是十分具体的,如包括农民工群体,非公中小企业主群体,知识分子群体,还有如北漂、蚁族这样极富特色的群体。同时,随着网络的发展,我国已有5.91亿网民,网络群众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包括其中具有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等。

  
3、人民具有不稳定性。“人民”不是一个稳定的人群,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13]这主要表现在人民中的“朋友”是不断变化的,人民的范围也就随着“朋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如“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即右翼中产阶级“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的敌人,左翼中产阶级也同样“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不是敌人的话是否就是朋友?是朋友是否就属于人民的范畴?同样地不是朋友的时候是否就是敌人?也就是说搞清楚“谁是人民”之后,是否还有“谁不是人民”的问题?“不是人民”与“敌人”是否可以划等号?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来看,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抗战时期“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由于“有抗日的积极性”,因而是“团结”的对象,属于人民的边缘部分;甚至一些“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而他们“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时候;抗战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这“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14]那么当他们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时,是不是属于人民的范畴?当他们“作为反革命的助手”时是不是就属于敌人?毛泽东没有明确回答,但答案应该也是肯定的。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是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失败的错误思想的典型。另外在其他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根据革命实际的需要,在不同的范围,党都和对革命事业造成危害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不断的和坚决的斗争。象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党内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自由主义、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斗争;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期和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尤其是因为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因此滋长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想的坚决斗争。正是因为党坚持长期和这些错误思想的斗争,并在特定历史阶段取得胜利,造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建国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胜利完成,以及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就把我国从一穷二白状态建设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

  现阶段,“群众”的对象是十分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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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至1976年经历了短短二十多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沉重的打击了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和思想,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建设方面,把中国从一穷二白状态变成了世界上六大工业国之一。而且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几乎所有反帝反压迫的角落,都飘扬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贡献,也是彪炳史册的!

  群众,主要就是指平民百姓。从群众的分布来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由于贫富悬殊,社会基本只分为上、下两层,群众拥塞于社会的下层或底层;而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国家里,社会可分为上、中、下层,并且“两头小、中间大”,群众则充盈于社会的中、下层。

   一、  **“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人民”**

  其三,群众与公民。群众和公民的区别在于,一是公民是个体的概念,群众是集体的概念;二是公民中既有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官员(干部)或是拥有大量财产的富豪,也有平民百姓,而群众则只能是平民百姓,因而,公民中只有作为平民百姓的集合体,才等于群众。

  
2、人民与敌人对应。在毛泽东思想中,人民是和敌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谁是人民”与“谁是敌人”紧密相关,毛泽东似乎从未设想过没有敌人的人民是什么样子。早在1925年的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就划分了敌我友:“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2]在此毛泽东认为人民包括“我”(工业无产阶级)和“友”(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两部分;而“敌”作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肯定不属于人民,是被排斥在人民范围之外的。在毛泽东的眼里,以“我”(工业无产阶级)为中心,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泾渭分明,而朋友属于人民的范畴——不是人民的核心部分(核心部分是“敌我友”中的“我”),而是人民的边缘部分。

       
二.任何学员都不能利用学习小组谋私利,学员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要以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坚持思想斗争,养成自觉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改造的习惯;

  把以上四个关系分析、梳理清楚了,我们就不难理解“群众”的基本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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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坚持这种继续革命,我们党员干部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

  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群众”概念涉及到与多个范畴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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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以达成共识的毛泽东思想原则做指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范围内,积极参加和引导工农群众的依法维权组织。
 

  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评价了“群众”的作用之后,共产党和它所主张实行的社会主义就给予“群众”全新的诠释,包含着全新的意涵。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武器,获得了对“群众”的新认识,并把这样的新认识迅速传播,讴歌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指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大的‘群众党’”。毛泽东在1927年3月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批评了当时党的个别领导者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恶习流弊,逐步开创了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清新风气。以后,毛泽东还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因此朋友是有深浅之分的——“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而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不可靠的朋友。事实上“最接近的朋友”也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如在小资产阶级中还可以分为农民和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在农民中又可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他们“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又认为其中的部分知识分子“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15]“脱离革命队伍”显然并不等于就是敌人,因为在“脱离革命队伍”的人中只有“其中少数人,会变成革命的敌人”,可见“脱离革命队伍”和“变成革命的敌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至少在理论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江青四人帮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象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等等这些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人,资产阶级世界观尚不能完全改造,江青四人帮,又凭什么在从不坚持进行自我批评的情况下,让人相信他们是共产主义世界观呢?一群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掌权后除了复辟资本主义还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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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现在,工农群众为当初邓小平的上台,及改革开放政策举双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对党内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工农首先失去了当家做主的权利,现在连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基本生存权也朝不保夕了。而这些权利是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的。所以说,工农群众依法维权行动,实质上就是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捍卫,同时也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因为只有彻底清算了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产生这个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工农阶级在社会主义《宪法》中享有的基本权利才有根本保证。

  
1954年宪法基本继承了《共同纲领》的模式,但其第1条确认的是“人民民主国家”(只有民主没有专政),[2]在序言中也有“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但随后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这一不同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3]1975年宪法第1条首次明确规定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提到专政而没有民主,这是文革时期轻民主重专政、全面专政的反映;1978年宪法在“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下,[4]其第1条重复了1975年宪法的提法;1982年宪法首次把“人民民主专政”列为宪法“总纲”第1条(包括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并在序言中解释了一句“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5]

     
 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得见的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和人民公社。以此为标志表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上层建筑建立了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层层壁垒。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世界观的问题。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人们政治水平的局限加之习惯势力的顽固,使人们不可能站到伟人的高度,用马列主义原则在自己的思想上,进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构筑起一条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铜墙铁壁。今天看来,我们应该毫不怀疑地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残酷斗争的主战场。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是无比的科学和正确!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虽然不是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地主,也不是开设工厂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主宰着他们思想,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以“否定”和“不争论”的法西斯独裁手段,利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做主力军,在意识形态领域轻而易举的击败了工人阶级,继而消灭了革命委员会和人民公社之后,资本主义便彻底摆脱束缚,从意识形态领域向社会主义经济领域渗透和发展,那些以贪官污吏为代表的新生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借用人民公仆的名义,用非法、“合法”的手段,以牺牲社会主义国家和工农阶级利益为代价,疯狂地进行原始积累,随着经济上的成熟,现在开始向政治领域全面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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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因此我们是不能问责的。所以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总结了斯大林和苏联的经验和教训,首先实行机关肃反一个不杀原则,再者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内部也是如此”(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思想斗争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1950年6月23日)。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首先是由党的领袖提出、进而在党内形成共识、成为党的奋斗目标,在党夺取国家政权后,通过《共同纲领》、《宪法》的形式予以了肯定和确认,但它们在表述上仍然有所不同。

                                                               
 (原稿完成于2008年10月28日,修改于2009年2月) 

论述二:

       
列宁所说的这个“习惯的力量”,指的就是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产生的各种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这种“习惯的力量”,是不能用军事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的。所以列宁又指出:“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用军事的方法,尤其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这里所说的“用军事的方法”是针对当时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沙俄的残余武装而言的。所以,列宁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缔造者,根据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更加明确的告诉我们,用思想斗争的方式,来和“千百万人的习惯力量”作斗争,是从根本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帮助前苏联和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复辟的教训,再次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

                                                                       
                                            2009年2月28日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两个政治集团,一个以所谓“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一个以所谓“文革旗手”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集团。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样坚持继续革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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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社科院一位63年党龄的老同志张宏志教授,于2008年11月下旬在网络上发表了《邀请温家宝同志于网上交谈》。针对我国政府在防御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以及官僚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严重侵害等方面,向国务院提出了十条措辞极为严厉的质疑。至今这位老同志也未受到官方任何形式的追究。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坚持“言者无罪”方面是始终不渝的。但是针对这位老同志党内批评式的质询,中央政府包括总理在内却没有任何人出面解释。也就是说对张宏志同志所说的事实,没有人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凭这一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质疑国务院的相关官员们,是否真正的共产党人?毛泽东说过:“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这种“共产党员”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继续革命原则面前,很容易就暴露出来了。我们现在应该深刻地理解,《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中所讲的:“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含义了。这就是让我们党把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制度化,并逐步完善。斯大林也说过:“只有后退的和注定灭亡的政党才会害怕阳光和批评”(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5月9日)。

     
 只有坚持这样的继续革命,才有可能跨越地域和民族、职业和年龄的障碍,实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原稿完成于2008年8月8日,修改于2009年2月)

     
 八.解决学习中观点分歧的方法:1、实行组内少数服从多数原则;2、以实践检验结果为准原则;

     
 然而,当现代的我们身处在共产党的干部阶层有禁无止的腐败现象、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价值观在人们思想领域中泛滥成灾的现象、无法根本遏制的通货膨胀现象、以及民族分裂势力日益猖獗等等所有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现象的包围之中,不能不让人深思,这究竟是因为坚持毛泽东思想造成的结果呢,还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原则的结果呢?对这个重大的历史和政治课题,每一位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子,都有必要和义务联系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深入探讨。这个探讨过程必然也是个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总结、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基于此,我们发出如下倡议:

                                                                     
  毛主席语录

     
 我们是在执行继续革命理论上跌倒的,就必须在执行继续革命理论上爬起来。既在继续革命理论的原则基础上,在群众中建立一支思想上入党的共产党人队伍,和党内健康力量联合统一起来,同时也在继续革命原则基础上,和通过依法维权逐渐觉悟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组织并引导他们,“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与“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上层建筑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我们的最低目标,是要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专政形式,胜利地完成了其伟大历史使命之后,这种领袖专政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失去了恢复的历史条件,事实证明又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坚持继续革命的原则,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阶级专政的核心内容,必须是要在决策权和监督权上,对工农劳动阶级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在执行权上对中国共产党实行高度的集中;建立二者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的政权体制;最高目标,就是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产主义!

     
 根据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缁检(80)诉字第22号的内容,向我们记载了这么个事件:

     
  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

     
 中国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在人们头脑中的深厚沉淀,是形成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坚实基础。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无时无刻地不在制造着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并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等各方面表现出来。工农群众包括许多党员干部在内,对物质刺激轻易的接受,和轻易的放弃政治权利以及信仰,造成损公肥私、投机倒把以及贪污受贿等等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情况就形成了列宁早就指出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可怕”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的原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17日)。也是他老人家强调,要以斗私达到批修之目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可惜我们有些自誉为左派的精英分子,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却就是不照毛泽东的话做。思想混乱的所谓“左派”阵营里,既不研究现状、也不研究历史、更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就是在那里瞎折腾:主张重新建党者有之,重上井冈山者有之……他们脱离实际的思想,使他们和工农群众无法建立联系,却在那里一味抱怨工农群众觉悟低,自私自利等等,就是不肯实事求是地反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