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京官网入口郭于华: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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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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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5大学7教授套国家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的消息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中央电视台亦专门报道此事并点出每个教授姓名。除了套取科研经费、还有抄袭剽窃、潜规则女学生等等大学乱相,使得高校吸引了众多眼球,进而引起公众对学术腐败、大学弊端的猛烈抨击。许多批评以至咒骂将矛头指向教授的道德或人品,亦有不少批评将中国腐败的根源归咎于教育腐败。这种归因和逻辑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实则浮表,而且避重就轻。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学术界或称为知识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在一些人欢呼学术的春天来临时,另一些人却感受到寒冬的凛冽。我很能理解为何人们有春天之感,因为确乎有繁花似锦的热闹局面。而这并不是发明创新和研究成果的繁荣(早有人发出为何中国缺少创新和创造力之问),而是各种头衔、名目、计划、工程的五花八门。

  “学术腐败”近年来一直是热门话题。这里“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剽窃、抄袭一类的事。造假、剽窃、抄袭者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通常会又会热闹十天半月。闲极无聊的人们甚至天天期待着爆料学术腐败。然而,难道高校的腐败仅止于此?

  
说教授道德沦丧,只是现象,如同谴责官员失德、缺德一样,未切中本质。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固然存在,一如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中的腐败。当下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全方位的、几乎没有空白或角落的,大学岂能独自清白?腐败为什么普遍存在我想大家心知肚明——权力一方独大,且不受任何制约,焉能不腐败溃烂?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动力又从何而来?

  
先来看头衔,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各地各方各种学者头衔呈“涌现”之态,计有黄河学者、珠江学者、闽江学者,枝江学者、紫江学者、香江学者、湘江学者、赣江学者、钱江学者、皖江学者、三峡学者、龙江学者、松江学者、两江学者(重庆);以山命名的有泰山学者、黄山学者、华山学者、衡山学者、恒山学者、嵩山学者、天山学者、珠峰学者、昆仑学者、井冈山学者;没有名山大河的就只好以地域命名:绿洲学者、燕赵学者、楚天学者、天府学者、三秦学者、三晋学者、黔灵学者、八桂学者、北洋学者、齐鲁学者、中原学者、东方学者、琼州学者;有人统计达38种之多,真可谓名目巧立,名山大川占尽,地理知识见长。

  我以为,大学行政化是一种比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得多,危害也大得多的腐败。大学教师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的人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比较小,一经爆料,会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当事人立马身败名裂,所以相对说来更容易得到惩戒。相比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是一种行业性、结构性的普遍现象,更是一种不能捉奸在床、绳之以法的灰色犯罪。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必然是大学行政化、官场化、衙门化,必然会办出一所所伪大学,必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当今中国还有没有真正的大学?如此办大学危害之大,绝对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要让它好好教书育人,好好搞教学和研究,而不是要大学人整天价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争官。

  
还是以大学为例,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现状,构成了今日的大学生态。这种生态的恶化和种种乱相来自于自上而下且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案教法,考试形式,到科研指南,项目申报,(尤其是)资源配置以及教学与科研评估,无一不是行政主宰、权力通吃。权力主导下的科研管理体制变成项目制、工程化运作:985,211,百人、千人、万人计划,五花八门的创新工程,……
无不是围着权力的指挥棒转。这种体制安排下的科研无法不成为受气的小媳妇。权力霸气十足,说一不二,完全不管各学科、专业的特殊性质和实际需要。以课题费管理为例:经常是申报获得批准,经费却迟迟不到,推迟许久终于到账了却就要求研究者在两三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结项并花完所有的钱。课题管理行政化还表现为对研究者、教师的极度不信任,我称之为“防教授如同防贼”,例如,报销课题费用中的差旅费,要求飞机票、火车票必须有往返且有相应的住宿票以构成完整的旅行过程才能报销,这完全是坐办公室里想象出来的调研过程,全然不顾学术研究的现实。许多学科的田野工作难道是住在旅馆里能完成的吗?如果研究对象是农民,住在农户家里如何取得住宿发票?

  
不独头衔,计划和工程也名堂多多。计有中科院吸引人才的“百人计划”;中组部引进海外人才(一般是在海外高校拿到教职的)的“千人计划”(包括引进海外博士毕业生或者博士后的青年千人计划);中组部面向已经在国内高校、研究所工作人员给予资金支持的“万人计划”。此外,还穿插着统称为“四青”的“青年千人”、“杰青”、“青年长江”、“万人计划青年拔尖”计划等。

  不用说,大学的本份是学术,这包括教学与研究。但我们在大学看到了什么?一个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的努力白费了。除了有少数真正做学问者承认的学问甚至成就,就只剩下个教授空衔,校园里边从下到下几乎没人把你当回事。教授是什么?不就是个教书的?首先分配在办公室上,人人都认为院长副院长们天经地义应享受单间,教授则无论你资历多老,学问多大,声望多高,只能两人或三人一间。如果向天真的本科生介绍某人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通常面无表情,但一听说某人是个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的,个个眼睛立刻释放出羡慕和敬畏的光芒。更严重的是,一个做了点“学问”混了个教授的人只要做了校级、院级领导,学问一夜间便自动变成第一,在拿项目、评奖、坐次、排名、成果署名上,立马自动排在有学问而没头衔的教授之前。

  
被点名的7教授中的潘绥铭教授,承担由卫生部组织实施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的有关课题,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遭降级处分,提前退休。我知道潘教授的调研对象中有不少“小姐”,但不知道“小姐”们如何开出发票。

  
接下来是工程:有人们耳熟能详却有些不明其意的985工程,211工程,还有人们不甚了解的马工程。“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因确立于1998年5月而得名);“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目前许多重点著名高校都明文规定:青年人才必须本科毕业于985和211大学方能获得引进,不知这种类似于出身论的规定合法合理性何在。

  这样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是伪大学,是以假作真的大学,是犯罪的大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样的“大学”并没有按大学的规律来办,并没有遵守大学的游戏规则,而是一种行政化、官场化、衙门化了的大学。如此“大学”会导致什么样的大学文化?会导致一种没有学术自主、学术独立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能自主、不能独立,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学术权力,官场价值取代了学术价值。在这样一种大学文化中,行政官员垄断了大部分资源,垄断了大部分物质的和符号的资源,从而剥夺了学术应有的尊严。想象不出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大学文化。想象不出在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会闹出如此天大的笑话:明明在搞政治,却假装是办大学;明明已是婊子,却硬要摆出贞女的模样。在这种文化中,要让年轻博士、硕士们把生命奉献给学术,实在是太难。

  
教育、学术的行政化还必然造成教师、学生的人格矮化、奴化。权力的诱惑与权力的羞辱同样有害。那么多教授、学者削尖脑袋争当官员,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那么多官员想方设法获取学历学位以巩固官位;那么多学子趋之若鹜、数千人争抢一个公务员位置;从这种种学而官或官而学的现象中,从成功等于当官的追求中,我们不难窥出个中缘由。权力支配下的大学生态,人们貌似在搞教育、做学问,其实是在制造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捅就破不要紧,只要那五光十色能够带来官位、权势、利益。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蜂拥而至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和商场甚至战场。长此以往,工程、计划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萎缩。

  
至于马工程系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业内简称为马工程)项目,近年来可称得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仅教材要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各学校马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的数量在影响学科评估、专业排名加分上,可谓是举足轻重。

新葡京官网入口,  不用说,如果一个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一所好大学。如果一所大学中本来有学术潜力的教授、副教授不再用心做学术,不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或副书记,如果一所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全部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价开了大会开小会,勾心斗角,乐此不疲,这肯定是有后果的:把大学办成了一家公司,甚至办成了一个衙门。

  
大学的使命在于培养公民之健全的人格、自由的心灵和创造的能力。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心灵和舒展的精神,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的、灵魂是萎顿的、眼光是狭小的,迷恋权力者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在围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中浮于表面的只是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大学精神、学术志业却统统被放弃甚至践踏。

  
上述头衔、计划和工程当然不仅仅是名誉声望,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有没有这些招牌关涉到能否获得、获得多少薪金、资金、奖金、基金的最重大问题,哪个学校哪级领导会掉以轻心呢?

  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就必然产生这么一种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其必然结果是非大学化—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如果一个“大学”少则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一个排的校级干部,如果一个区区十几人的“学院”就要设一个院长和两个副院长、一个书记和一个副书记,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副生命地搞学术?更有多大一个比例的本来可以走上学术道路的人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一进大学便立下不做学问要当官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