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帝国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保守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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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柏克是一言难尽的,如果非要概括的话,那么贯穿柏克政治人生的两个重要思想要点,那就是“帝国”与“革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柏克可谓帝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一生主要时间供职于帝国权力的核心——议会平民院,但他又身处一个特定的革命时代,这个时代就是18世纪中后期,欧洲启蒙运动正在经由资产阶级革命实践而主要在西方文明世界范围内重新规划和奠基“一种新的政治科学”(托克维尔)及其宪制体系,人类历史上两场最为重大的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正在酝酿爆发。

   在不久前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第507次双周论坛上,山东大学冯克利教授发表了以“保守主义思想的法学来源”为主题的演讲。百余年来,中国长期被裹挟在救亡与革命的运动中,与此同时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长时间占据话语的中心位置。比较纯粹的保守主义始终因为一个个革命浪潮和科学主义风气被边缘化。或许是自由不够充分的原因,保守也显得更没有土壤。不过有意思的是,没有对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有力反驳,却有与之针锋相对的各种保守力量。尤其在当下中国,激进与保守或许比左和右更能准确描绘不同思想阵营的分歧。于是,征得主办方和作者授权,凤凰大学问全文刊发冯克利教授的演讲全文,或许有助于大家能从更多角度理解当前的中国。

  
2017年2月10日,高全喜教授在北京西山寓所邀请青年学者田飞龙博士就理查德·博克的柏克研究专著展开思想性对话。高全喜对英美保守自由主义及苏格兰启蒙思想深有推重和钻研,柏克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个案,同时亦因近期对美国归化法及特朗普主义的切近思考而有寻求对话之旨趣。田飞龙钻研政治宪法学思想史脉络并译有柏克思想传记,与高全喜有过多场思想对话经历。二人通过对柏克思想与政治世界的钩沉、研判与反思,对当下中国思想界之状况及时代精神构成有深度分析。本刊刊载对话全文,以飨读者。

  
这两场革命都与欧洲启蒙运动直接相关,与人权及自决权的理论发现直接相关。美国革命的直接意义在于成功挑战了大英帝国的宪法秩序,开启了“非殖民化”的自决先例,在大英帝国的庞大身躯与版图上钻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当然,美国革命的意义并不限于“非殖民化”,更在于通过独立宣言和1787年制宪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美国宪法的典范性或者一种超越英帝国的民主宪法模型在北美大地成长成熟。法国革命在思想与历史先例上对美国革命有所借鉴,但主要根植于欧陆自身的启蒙激进主义思潮与建构主义的哲学传统,其原创性、彻底性、颠覆性和破坏性远远超过美国革命。

    

  

  

   冯克利:

  

柏克对待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态度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天则所做一个讲座,交流一下我研究埃德蒙?柏克的个人体会。这篇稿子成稿时间非常早,是2012年,当时写了一个初稿,因为要应付北大国发院的一个讲座。当时草稿写成,讲座以后就放下了。后来到了去年年底,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挺有意思的,便又用了两三个月时间把它加工了一下。之所以我对这个题目恋恋不舍,有这么几点考虑:

一、归化法与宪制保守性

  
可以说,这两场革命挑战了两种帝国秩序:美国革命挑战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帝国秩序,这是一个自由帝国,但在殖民地维持着某种支配性的威权统治;法国革命则挑战了法兰西的封建专制帝国,这个帝国无论是在内部秩序还是外部殖民秩序上均有专制成分。作为帝国政治哲学家的柏克深陷于两场革命的洪流和搅扰之中,对美国革命之自由精神予以高度肯定,但对法国革命的激进性则予以彻底否定。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可以说是那个火红的“革命时代”中孤独的智者之声,若干年后回望,我们不得不佩服柏克的政治洞察力与思想定力。如果没有柏克声嘶力竭的思想与政治平衡,英国议会改革走偏甚至模仿法国革命的激进运动未必不可能,辉格党内部就出现过对法国革命的误判与礼赞,这种党内分歧甚至造成了柏克与党友的政治决裂。
 

   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被人看低的东西

  

  
实际上柏克研究者常面对柏克之思想不一致性的难题,主要的依据就是柏克对这两场革命的立场。同样是启蒙运动背景下的自由革命,柏克褒扬美国革命而贬抑法国革命,表面看来似乎很不一致。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非常尖刻的批判,认为柏克是资产阶级小人,其在两场革命中的立场陡转完全屈居于一种政治贿赂逻辑,在美国革命中被北美殖民者收买,而在法国革命中则被英国君主收买。与柏克同时代的潘恩原来对柏克颇有好感,但也因其对法国革命过分负面的立场而决裂,愤然写下《人的权利》加以系统反驳。吊诡的是,为法国革命竭力辩护的潘恩最终却差点死在雅各宾派专政的断头台上,华盛顿总统没有施救,法国革命当局也没有宽宥,只是因为死刑执行的细节失误而幸免。对法国革命的激进和暴虐本质,柏克的政治直觉超过了潘恩的自由常识。潘恩的《人的权利》其中融贯着一种欧陆气质的激进人权观与民主革命激情。某种意义上,无论人们持何种立场及是否喜欢,柏克与潘恩都构成了无可取代的思想丰碑,成为现代政治世界之左右政治话语的经典来源,而现代政治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柏克与潘恩进行平衡与再平衡的结果。

  
第一、现在我们中国,至少反映到我们学科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过去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在整个思想文化传播中是一个比较被人看低的东西,甚至是被人厌恶的一种思想。因为咱们中国从五四以后,革命的意识形态,比较激进主义的思想占主流,像保守主义、传统主义这些东西始终处在一个很边缘的位置上。尤其是1949年以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像柏克这种人,像我过去翻译斯蒂芬和法国的迈斯特,在咱们传统意识形态的光谱里面,都是属于极右的、落后的、反动的、阻碍进步力量的人物。

  
田飞龙:高教授,您好,很高兴再次有机会与您进行学术对话。我记得大概从2011年开始,我们围绕政治宪法学、辛亥革命、“八二宪法”与政协问题相继进行了四场学术对话①,这些对话于我而言是思想学习与探讨,于您而言则是思想表达与体系化。您的学术路径很有改革时代学人的典范性,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入英美经验哲学再进入法哲学与宪法学领域,近年来更是以一种糅合历史、哲学与法学的方式开辟出“宪制发生学”②的独特路径,作为中国政治宪法学③的新样式。我也很高兴看到您这些年的学术成果有了某种“学术编撰”的结果,即您在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宪法与未来宪制》(2016年)和《自由政治与共和政体》(2017年)。今天我们对话的主题与这些学术脉络是高度吻合的,您希望谈一谈柏克的保守宪制理性。

  
柏克在两场革命中的一致性是可以证成的:其一,他是帝国政治家与哲学家,帝国主权及其利益自然是无法回避的出发点与思考原则;其二,他是英国式自由的捍卫者,因此无论是英国王权对自由的威胁还是英国议会对北美自由的威胁,甚至东印度公司的暴政,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压制,都是他反对的对象,他认为英国式自由应当是普遍和公正的。所以,严格而言柏克是一个服膺于英帝国宪法秩序、维护光荣革命传统的“自由帝国主义者”。柏克以自由之名为北美辩护,同样以自由之名反对法国大革命。
 

  
但是,最近好好像这种现象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今年年初中组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组部,给我打电话这个人说是一个副部长委托他,我也没有问他是什么官职,他让我写写群众运动的负面作用。前不久人民日报有一个《理论前沿》的杂志,过去我和他们是从来不打交道的,也让我写写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文章。所以现在处在很微妙的状态。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春天的时候北京市政府(或是北京市委)让我给他们讲讲勒庞。

  
高全喜:是的。柏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宪法理论上非常独特,也非常重要。一般宪法学者很少谈及柏克,确实柏克也不大好谈,思想相对驳杂多元,缺乏体系上的明晰化,与宪法学者理论审美上的形式要求不大相合,但这不代表柏克不要谈或者不需要深读。我很高兴看到你在香港访学期间翻译出版了一本柏克思想传记《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以及你对柏克政治宪法思想的初步研究。那本传记的作者是英国保守党资深议员杰西·诺曼(Jesse
Norman),他痛心疾首于英国当代政治对柏克传统的某种遗忘或遮蔽,这表明柏克对于当代英国乃至于整个现代政治世界仍有重要意义。我也曾指导过一位博士生张伟专攻柏克的政治宪法思想,后来还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书了,即《埃德蒙·柏克与英国宪政转型》(2015年)。我们这一次的对话首先是与另一本新近出版的大部头柏克思想传记《帝国与革命:埃德蒙·柏克的政治生涯》④有关,作者是理查德·博克(Richard
Bourke),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政治思想史教授。另一个机缘是与我最近关于美国归化法的研究有关,我发现归化法问题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人性论及保守宪制理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