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墨家宪政的切实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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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治
  双重权威
 

刘泽华:新儒家异常活跃,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和重视。

高全喜 (进入专栏)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儒家;思潮;宪政;政治思想史;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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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升降浮沉,承转启合,遭遇过灭顶之灾,也有过复苏转机。晚近十年,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日渐成型,人心和世道的返璞归真,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儒家思想,开始孕育发声,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思潮,并且带动起一定的社会践履运动,在文化和社会诸多领域,矫正各种激进偏颇的观念、认知和行为,在恢复一个社会的常识、理性与传统方面,日益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对于当今的新儒家思想,我是赞同与支持的,我以为在中国百年激进主义一路横行、传统文化惨遭破坏的现实境况下,新儒家基于中国古典的历史文脉,发扬儒家义理,正人心,辨是非,明道德,崇文明,重教化,对于一个被各种激进主义的革命话语与行动破坏得无以复加的现代中国社会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

张分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当然,儒家思想在观念与实践等诸多方面,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存在着大量的叠合与交叉的共识。如果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能够携起手来,求同存异,就完全可以构成匡正社会之扭曲颓败,推动中国走向文明与正义之强大的建设力量。不过,在时下的中国思想场域,在主政者倡扬中华文明复兴之时,我觉得对于新儒家的一场新考验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文化与政治时刻,中国的新儒家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

  【关键词】儒家宪政 礼治 双重权威

李宪堂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第一,儒家如何面对政治?

  

林存光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政治是什么?虽然从学理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还是得到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政治与权力有关,或者说能够统治一个社会或治理一群人,就是政治。虽然中国政制也已经历古今之变,早在100多年前就建立起现代国家,但关于政治的传统认知也还没有多少改变。对于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当代大陆新儒家来说,如何面对政治,在我看来,就有双重的含义。第一,需要辨析传统儒家如何面对政治;第二,作为现代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我以为,如果不能分清上述两种不同的含义,并且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置身于当今复杂诡秘的政治形势,就难以明辨真伪,发扬儒家思想的真精神。

  儒家文化作为古老的轴心文明之一,到了21世纪,它的心灵智慧已经为各家各派所公认。那么,儒家是否还有其政治智慧?更确切地说,在以民主为归向的当下政治实践当中,儒家的政治智慧是否还有其现代的意义?以往思想界的一般看法,认为儒家在当代世界的价值,主要是其心性修养,其政治价值,已经失去了意义。即使是20世纪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也认为儒家有治道而无政道,新儒家的使命之一乃在于解决老内圣(心性之学)如何与新外王(民主政治)接轨的问题。①

刘泽华:十多年来,大陆新儒家异常活跃,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和重视。他们在政治上的一个根本主张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实行“儒家宪政”或“儒教宪政”。那么,如何看待和评价这股思潮?从学理和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儒家政治思想的实质,到底是王权主义的还是宪政主义的?两者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大陆新儒家大力鼓吹的“儒家宪政”,蒋庆所宣扬的“为民而王”的王道政治,康晓光所宣扬的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的“儒士共同体专政”,秋风所宣扬的历史上的“儒家宪政主义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所谓的“儒家宪政”究竟是“儒家宪政”还是“儒家专政”?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做一些反省、分析和讨论。

  
第一个问题很重要,它构成了所谓政治儒学的核心点,中国儒家思想的新旧公羊学说就是围绕着如何面对政治(君权)展开的。对于公羊学的是是非非,今天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深究,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儒家并不以政治权力的执掌为国是之根本,而是追诉其合法性来源,求诸于天道人心,并以历史为借鉴,构建一套辅助君主的治理秩序。这套儒家治理秩序,在中国历史中虽然并没有构成一种真正制约君主权力的宪制力量,但在某些时候,也曾经达到了某种君臣共和的治理之道,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于汉代政治,作为典范的宋朝君臣共治天下。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儒家通过一系列观念、教化与制度,在制约强横的君主专制集权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政治成就的。

  然而,近十年以来,在新一代儒学知识分子推动下的儒学复兴大潮之中,思想风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早是蒋庆,在心性儒学之外,发掘出以公羊学传统为主脉的政治儒学,并积极为之鼓吹激荡。近一两年政治儒学被正式命名为儒家(儒教)宪政,并且被不少学者和儒者所接受,广为论证和传播。一时间,儒家宪政的思潮成为显学,有发展为儒家宪政主义的趋势。

儒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质

  
从某种意义上,儒家思想塑造着中国政治的文明底色,把野蛮粗陋的暴力权力驯化为文明理性的专制权力,这是儒家的功劳。儒家治理体系契合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在大一统之皇权与地方自治之绅权之间以及皇权统治秩序内部的权力构造与议事框架上,儒家打造着清晰的道德原则(道统)与制度创制(政统),在同时代的轴心文明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超大规模共同体治理哲学与治理制度的支柱,有着一定的限制和塑造优良政体及宪制框架的规范意义。将儒家治理哲学简单等同于皇权专制主义,延续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论点,是对传统中国心智及治理经验的无知轻薄之论。当代大陆新儒家重探“华夏治理秩序史”是对这一激进主义的积极矫正,但若轻易断定中国古代存在“儒家宪政主义”则属于矫枉过正,也是对自由民主宪制原理的过度发挥。即使局限于评判传统儒家面对传统皇权政治时的实际作为,尤其是限制与塑造权力的制度性成就,则亦难于乐观论定。

  作为二千年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儒家有其政治智慧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政治智慧是否可以用儒家宪政命名之?即使可以接受这一命名,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宪政?其给古代的中国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制度性后果?儒家宪政在现代政治生活当中是否可欲?

刘泽华:我先谈谈儒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质问题。对历史上儒家政治思想的分析和评价,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坚持客观中肯和实事求是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与立场。我认为,在政治上儒家的主流是维护君主专制体制的,但我从未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价值。

  
对此,可以说,尽管某些伟大卓越的儒者,担负起儒家的理想使命,或者抵制朝廷的专制权力,修史明道,研发义理,或者忍辱负重,主持有关体制改革,暂解朝廷危机,但从人类历史演进的大尺度来看,传统儒家在面对政治时,并没有真正过关,也没有开启出一个古典的自由社会秩序。所谓的三代之治以及儒家宪政,只是一种士大夫的政治理想,3000年现实存在的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皇权专制体制,儒家只是有限度地予以一定的权力制约和文明教化。大一统格局下的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对于这种中国政治,儒家思想只是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古典理想,塑造着一代代儒者的政治人格追求,与变革现实政治的根本制度创设关联不大。

  

在历史上,儒家对“道”的强调,对现实君主的批判,是否会导致对君主制度的否定呢?我认为,不会。从思维逻辑上看,这种批判是以一种理想化的君主政治为基本前提和尺度的,对君主的品分不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而是从更高角度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肯定和论证;无论其批判火力如何之猛,甚至达到否定个别君主的地步,但决不会把人们引向君主制度的对立面。

   第二,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

  一、儒家宪政思潮的浮现与内部分野

进一步说,儒家政治思维有一个根本特点,即它具有一种“阴阳组合结构”的性质。也就是说,儒家一般是在一种“阴阳组合结构”中进行政治思维并阐明其政治理念的。我们大体可以从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思想观念的关系线索和脉络中归纳概括出一些结构性的阴阳组合观念或命题,诸如: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圣人与圣王,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尊君与罪君,正统与革命,民本与君本,人为贵与贵贱有序,等级与均平,纳谏与独断,等等。这些组合性的观念并不是一种等同的或对称性的观念,而是有主有辅,有阴有阳,主辅两方虽然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渗透,是一种有机的组合关系,但主与辅两方也是不能转化、颠倒和错位的。譬如,君本—民本的组合关系,君本以民本为基础,民本以君本为归宿,两者互相依存,胶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组合关系,但是,君本的主体位置是不能变动的。因此,从“阴阳组合结构”的政治思维特点的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理念的历史实质,而不至于被某些单一观念或命题的表面意义所迷惑,从而失去对其政治思想本质的历史洞察与全面理解。因此,就其历史实质来讲,我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旨是王权主义,与近代以来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宪政主义毫不相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价值。

  
应该指出,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演进是在与西方世界的交汇碰撞中展开的,儒家在古今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中,并不是主导者。虽然儒家被这场变革的激进主义革命派视为敌人而被屡次打倒,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这些均致使儒家背负了不该承担的罪责,但这其实是激进主义的错误认知。

  

重建“儒教政治”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