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京官网入口】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我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过:“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是我党转移工作中心,又未忘却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经过三十多年,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出现了若干新的社会阶层,我国宪法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如何应对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呢?现在更多的是用法治理念和方法处理阶级斗争问题。这是我党执政以后,适应时代、历史、社会进步的必然转变。而毛泽东当年的思想即反映了这一历史观。我国切不能再以他的“文革”思维为指导,而抛弃了他光辉思想的一面、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一面。否则岂不幼稚?

  在叶剑英看来,“四人帮”既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帽子残害全国人民;又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绞索,扼杀科学文化。其实“四人帮”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根本不了解,他们是当代中国最落后、最野蛮、最反动、最无信义、最会享乐的封建势力和流氓无产者的代表。所以叶剑英在讲话中号召全党: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因为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而导致同志关系之间的裂隙、成见,一味上纲上线,必欲除之而后快,实在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比如说,在思想领域中,有人强调反封建意识多一点,有人强调反资本主义意识多一点,难道不可以耐心多讨论几次吗?耀邦同志在1986年4月11日一个座谈会上说:“周扬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有‘自由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自由化……社会主义生气勃勃的创造,没有气氛不行……”

  叶剑英公开讲出人大常委会是否可能会是“有名无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

  好在叶剑英并不孤立,从民主革命走过来的许多老同志也感同身受。1979年,李维汉十分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1979年底耀邦同志去北京医院看望李老,李维汉结合自己五十多年党内生活的经历,对耀邦同志细说了他对封建主义思想在党内遗毒的认识。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耀邦同志在这次讲话中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他把这些消极现象说得很严重,又是在我国形势全面转好的情况下,他说的这些话,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呢?是否会得罪很多人,影响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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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今天我国不管是肯定、拥护改革事业的人,还是否定、反对改革的人,都会对1978年改革的源头、改革初期取得的成就,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因为那时结束了动乱的“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平反昭雪了“文革”及“文革”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冤假错案;并为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量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摘了帽子。那时的农村改革和初期的城市改革,号召人们不吃国家的大锅饭,不端政府的铁饭碗,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人们在传统的一大二公的体制外,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都是极得人心的开明创新之举。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己还可以自谋生路,自己创业,并为祖国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1954年,刘少奇同志在解释我国第一部《宪法》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公民只要认识到,只要他没有做过违法的事,他就不用害怕夜晚有人来敲他的门,宪法就会保护他的安全和自由。但很快《宪法》就失去了它的作用。1979年开始,我党把法律、法制建设提到全国人民的政治、社会生活之中,我国的社会秩序、治安迅速好转,人们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马上就要到了,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话要说,要纪念那些最有感触、最有意义的事情。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就是一篇应该很好回顾、学习、纪念的重要文献。纪念应有慎终追远、承前启后的意义,还要有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价值。人们对以往历史的兴趣总是和对当前生活的兴趣呼吸相通、连为一体的。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胡德平 (进入专栏)
 

  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498页)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如何处理党内两类矛盾

  “四人帮”及重要骨干的经历、地位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非常非常一般。他们完全是在一种特殊关系光环的烘托下,以最革命之名、行最反动之实的阴谋手段扶摇而上的。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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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认为,“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

  

  2009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张博树曾约请朱厚泽写点东西。朱厚泽已患病在身,无法动笔,只好采取谈话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思考。本文即是张博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本刊作了删节。

   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耀邦同志对李维汉的意见深表赞同。他考虑这一问题也非一日,他回答:“这件事我看只有小平同志来领导进行才行,”并建议他直接找邓小平谈谈反封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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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好形势下党内滋生的消极现象

  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的第一人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扣上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同上,第501页)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耀邦同志说的党内产生的对抗性矛盾并非就是敌我矛盾,这些人就是敌人。我认为他的想法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十分接近。看来他的这一观点,也并非是什么新的法学观点,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就应直接面对的,如何执政、如何依宪执政、如何治国理政最迫切的问题。

  第一个正确指出“四人帮”社会阶级本质的中央领导人是叶剑英。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第一类矛盾,他认为有其经常性,只要工作、做事,就会有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这类矛盾绝不会因为我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就消弭具体工作上的失误、失策,但相关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这就需要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批评任何人,同时也应允许犯有工作上错误的人改正错误,只要在工作中努力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允许保留意见。耀邦同志认为,这类矛盾在党内一般不具备对抗性。

  (我党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封建遗毒还没有来得及清算。……缺少了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算封建遗毒这一面。(同上,第162页)

  

  
他认为把党内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分清楚,关系极为重要。他说:“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谋私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当他说到一些党员和党产生了对抗性的矛盾,其中触犯国法的,还要依法处理时,他又说出了一个新的法学观点:“当然不是说,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这些人就是敌人。”

  李维汉是大革命时期中共的领导人之一。他十分清楚教条主义对我党的危害。交谈中,他又说: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批判教条主义,从1930年算起有十五年,从遵义会议算起也有十年。但对封建主义在党内的遗毒毛主席没有完全认识。他认为: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时他说的“关系学盛行”,“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我们今天也不陌生!我记得整党期间,我和父亲有次谈话。我说:现在改革的形势很好,但一些人不愿意改。改革方要说一万条理由才能允许改,反对改革方只要说一个“不”字,就不能改。但能否对整党中消极现象的处理也有节有度呀!未想到父亲大光其火,严厉训斥我:别人这么说,你也这么说!改革和整党有什么矛盾,怎么不能统一!他这样的态度,是我生平所未见。

  “四人帮”倒行逆施,人神共愤,罪大恶极,但上述这种批判能服人吗?不但不能服人,而且发展下去终将葬送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信誉,还会给人一种成王败寇的印象。什么时候我党的理论水平低至这样一种可悲的状态,好像不给“四人帮”戴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帽子就不足以置“四人帮”的理论、路线于死地。这一情况非一朝一夕所致,自1957年反右以来,一直如此。在把“四人帮”作为走资派批判的高潮中,某国家机关在1976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反对在市场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指责“四人帮”唆使地区之间搞“自由贸易”。这样的批判只能让“四人帮”讪笑于地下。他们会说:今日之中国才是资本主义呢!谁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谁在和美帝国主义开展经贸合作,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算不算资本家?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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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同上,第501-502页)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88年他已从总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那年我国物价飞涨,公款吃喝愈演愈烈,茅台酒价每瓶从35元飞涨到140元。父亲提倡的四菜一汤的内部招待标准,早被某些生活“时尚”方式,在揶揄搞笑中取消了。为此,他在烟台根据李白的《月下独酌》即兴作诗一首:

  躬身力行民主法制的委员长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