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孔仲尼直通古今是不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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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新儒家异常活跃,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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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潮;宪政;政治思想史;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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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

    

  

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传统文化热气冲天。合理的,极端的,纷纷出场。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从19世纪争吵到现在,该有一个清醒的小结了。为此必须纵看历史,横观世界,俯览现实,冷静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要点1】要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讨论儒家文化与社会转型,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关键,站在爱国主义的角度或者光从中国角度说不清楚。现代文化的核心,个人独立、个人自由是根本。

张分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宪堂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纵看历史:震撼心灵的三大景象

  【要点2】日本是所谓东方国家中的优等生,转型花了100年,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有很多成就,然而日本元老干政,军部直接受天皇管辖,这两个体系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走向侵略道路,给世界带来大灾难。土耳其从1716年开始学习西方,非常坎坷,几乎走了整整200年发生凯末尔革命。一战后才真正稳定下来,但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至今动荡。

林存光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检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大景象:

  

刘泽华:十多年来,大陆新儒家异常活跃,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和重视。他们在政治上的一个根本主张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实行“儒家宪政”或“儒教宪政”。那么,如何看待和评价这股思潮?从学理和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儒家政治思想的实质,到底是王权主义的还是宪政主义的?两者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大陆新儒家大力鼓吹的“儒家宪政”,蒋庆所宣扬的“为民而王”的王道政治,康晓光所宣扬的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的“儒士共同体专政”,秋风所宣扬的历史上的“儒家宪政主义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所谓的“儒家宪政”究竟是“儒家宪政”还是“儒家专政”?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做一些反省、分析和讨论。

   第一、耀眼的辉煌。

  【要点3】三千年来的儒化社会,在上层有《白虎通义》,社会基层有司马光草拟的族规贯彻了三纲六纪。中国古代法律法典,比如唐律、宋代法律、明律、大清律例等都贯彻了三纲六纪,没有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说到底是“怎么样突破以儒学为支撑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

儒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质

  
从商代起算至道光年间,三千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人口高达四亿多——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这个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中药。这个文化大体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在人类史册上。

  

刘泽华:我先谈谈儒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质问题。对历史上儒家政治思想的分析和评价,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坚持客观中肯和实事求是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与立场。我认为,在政治上儒家的主流是维护君主专制体制的,但我从未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价值。

   第二、历史的危机

  【要点4】要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分开。制度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全世界大同小异,特别是经济发展、全球化阶段,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科学;而非制度文化是永远是要保护、要多元发展的。

在历史上,儒家对“道”的强调,对现实君主的批判,是否会导致对君主制度的否定呢?我认为,不会。从思维逻辑上看,这种批判是以一种理想化的君主政治为基本前提和尺度的,对君主的品分不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而是从更高角度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肯定和论证;无论其批判火力如何之猛,甚至达到否定个别君主的地步,但决不会把人们引向君主制度的对立面。

  
17世纪以后乃至更早,中国已经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世纪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大帝国并立并存的局面,以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扩大为基础,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兴盛衰败层见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逐步沦落尤为明显。近年来,在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号下,历史分流说流行一时;仿佛东方并未衰落,而是文明类型的差别,并无轩轾之分。有些国人因此沾沾自喜,甚至为直至19世纪中国经济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之类的话语所陶醉,忘乎所以。

  

进一步说,儒家政治思维有一个根本特点,即它具有一种“阴阳组合结构”的性质。也就是说,儒家一般是在一种“阴阳组合结构”中进行政治思维并阐明其政治理念的。我们大体可以从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思想观念的关系线索和脉络中归纳概括出一些结构性的阴阳组合观念或命题,诸如: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圣人与圣王,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尊君与罪君,正统与革命,民本与君本,人为贵与贵贱有序,等级与均平,纳谏与独断,等等。这些组合性的观念并不是一种等同的或对称性的观念,而是有主有辅,有阴有阳,主辅两方虽然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渗透,是一种有机的组合关系,但主与辅两方也是不能转化、颠倒和错位的。譬如,君本—民本的组合关系,君本以民本为基础,民本以君本为归宿,两者互相依存,胶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组合关系,但是,君本的主体位置是不能变动的。因此,从“阴阳组合结构”的政治思维特点的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理念的历史实质,而不至于被某些单一观念或命题的表面意义所迷惑,从而失去对其政治思想本质的历史洞察与全面理解。因此,就其历史实质来讲,我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旨是王权主义,与近代以来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宪政主义毫不相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价值。

   先不说那些总量第一的估算是否可靠,
1825年世界总人口约10亿[①],而中国人口已接近四亿,[②]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0%。“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地区)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③]这是值得夸耀的第一,还是令人痛心的落后?

  【要点5】儒家宪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站不住脚的,传统文化安放在个人道德领域会相对客观。只要坚持法治,“道德沦丧”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全世界的观点都证明,民主制度、言论自由制度、法制是根除道德沦丧的唯一正确道路。逐步改革,自由稳定,真正转型成功可能还要二三十年,但实现的可能很大。

重建“儒教政治”没有可能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代表当时主流文化的朝野人士坚持什么?

  

刘泽华:这些年有关国学、儒学复兴的讨论中,古今直接贯通、甚至古今一体论甚为时兴。譬如有人主张建立“儒教”,实行“儒教政治”,这些都是直接打通古今,把古代的思想浩浩荡荡一路引向现代社会。这些说法涉及学术的公共性问题,不可不辨。

  
1、中国是天朝上国,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这是儒家坚持的天经地义,核心价值!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很高兴请到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老师参加今天的中欧校友读书会专场,说是专场,其实也邀请了清华、北大的诸多校友来到这里。缘起是两个星期以前,中欧校友读书会的群里集中探讨中国文化、中国转型以及独立思想等问题,争论持续了两三天,每天睡觉前看微信,都在说这个话题,醒来也在说,这是我加入这个群后,比较罕见的一次。我就和袁伟时老师在QQ上商量,能否跟我们讲讲与此相关的话题。袁老师答应了,他昨天从广州飞过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袁老师持续发了一些相关材料,也列出了讲座提纲,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哲学家、史学家治学严谨的态度,这是我敬仰袁伟时老师的一个原因。前两天他回复我们《大家》专栏编辑的邮件,都是非常睿智。这样一个非常睿智和宽容的学者,在我身边一直启示着我。还有,袁老师已年过八十,每天走几公里、一万步。他玩QQ,玩微信,是一个标准的“80后”。如果我有幸活到80岁,希望像他一样,到那时可以身体很好,很乐观、天真地看待世界,与世界保持交流。有请袁老师。

谈论一种意识形态首先要关注其历史定位问题。历史进程中有否阶段或形态上的区分,这是个大前提。我认为,历史进程中有阶段或形态上的区分,至于如何区分则是一个需另行讨论的问题。不管如何,古典儒学是前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古典儒学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等级人学。很多学人说儒学是“人学”或“成人之学”,我认为这种概括不确切,准确地说,应该是“等级人学”。第二,由此引出古典儒学的主旨是君尊臣卑,相应的是倡导“天王圣明”与臣民文化。第三,基于上述两点,古典儒学的主要功用是帝王之具。因此从学理上说,我认为不能把古典儒学体系全盘移植到现代社会。道理很简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是前现代社会的,把它整体移过来是反历史的。

  
2、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

  

在我看来,前现代的种种思想只能作为一种资源,而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根”、“主体”、“纽带”。当然,现在新儒家有诸多“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等提法,对这些提法我大体上赞同,因为他们转化出来的“新”,多半是现代价值,是他们的“创造”和“开新”的成果。有些人把自己开创的“新”成果说成是古典儒家固有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在他们所说的“新”成果中,一些人把社会主义排斥在外,这点我也不赞成,因为社会主义中有相当丰富的现代价值。总之,我们不可低估一些思想家有超越现实的超前性,但思想主体不会超越他那个时代。

  
3、皇帝是最高无上的“圣上”,集全部统治权力于一身。只要他高兴,可以随时砍掉任何大臣的脑袋,死后也可以挖出来鞭尸。有些年代,他分给臣下较大权力;但这是随时可以收回的,而且分享者同样是大大小小的专制者,百姓没有相应得到更大的自由。

  要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现在,有些学人常常把“中华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传统文化”、“儒学复兴”等概念搅和在一起,互相推导、互相包含、互相置换,尤其是把古典儒学抬到吓人的高度,这很不适宜,也不符合逻辑。试想,中华文化复兴怎么能与儒学复兴互相置换呢?古典儒学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是不可能被全盘“复兴”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社会形态已发生大变化,而我们是现代环境中的人!即使回到孔子的时代,儒家也在程度不同地发生变形,孔子死,儒分为八。其实稍加留意,孔子在世时,其忠贞的弟子就已经分化了!由此也证明,让孔子直通古今是不现实的,那种意图在当下全面“复兴儒学”、“重建儒教”、实行儒教政治的观点和主张不仅不可能,而且是有害而无益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披着新外衣的“伪装”

  
中国人不乏创办企业、发展内外贸易的冲动,但是官府的答复是两个字:不许!要办也只能官办!

  袁伟时: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我看过你们群里关于儒家文化的讨论记录,有25000多字,我都看完了。子云也特别整理了一个提要,我也在这个基础上梳理了一下。思考下来后,我想,这个问题要解决,是不是首先有个方法论的问题,就事论事说不清楚,应该在角度上站得比较高这个问题才说得清楚。在你们的讨论里,罗念慈先生归纳了五点,我感觉归纳得很好,里面提到,我们讨论的内容已经不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上,有些问题老早就解决了,我们应该在更高角度,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首先在方法论上,讨论儒家文化与社会转型,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或者光从中国角度看,说不清楚。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以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张分田:我认为,就本质特征而言,大陆新儒学思潮以“儒家”为旗帜,以“儒学”为门面,的确是一种力图建立“儒教国家”的思潮。从其思想特征及学术手法来讲,其实我们可以将其判定为是一种当代形式的“伪儒学”。

  
18世纪就有大臣给乾隆爷上书,不废除科举,人才无法生长。皇上置若罔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少年,只能继续让自己的头脑被几部儒家经典箍死,现代文明的新成就要进入中国步履维艰!

  任何事情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就很低级,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多年前批评过广东出版界,说广东有全国最好的媒体,但出版非常落后。当时的广东出版局长听了,据说每开一次会就要骂一次袁伟时,说有人骂我们广东的出版很落后,我们得了多少“五个一工程奖”他都不知道。这是典型的“鸡同鸭讲”,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他是以得多少奖为标准,而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从整个文化的发展,出版业的发展看。所以,局限在中国人那个角度,说不清。这是第一个问题。

“儒家宪政”论是“儒家民主”论的一种表述方式,而“儒家民主”论是一些现代学者杜撰的一种前无古人的说法。古代崇儒者力证“儒家尊君”,而现代崇儒者力证“儒家民主”。前者的政论讲究“亲亲尊尊”、“为国以礼”、“复礼归仁”,旨在维护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因而无论“新”到何种程度,依然不失儒家本色;后者的政论为“儒学”添加了舶来的“民主”、“宪政”等新外衣,“新”则新矣,却尽失儒家本色,只能归入“伪儒学”一类。

  
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我想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但又是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当下又是非常热点的命题。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是要讲怎么样看中国本位文化。

大陆新儒学思潮也有一些更为贴近儒家本色的政治构想。典型例证莫过于蒋庆设计“‘为民而王’的政治”,并明确宣称“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为本”;康晓光“反对‘主权在民’原则”,并主张实行“儒士共同体专政”。“专政”及“不是由民作主”确实是儒家的主张。梁启超、萧公权等著名学者很早便提出:儒家政论的最大弊端是没有“政由民出”的民治、民权理念。在儒家看来,唯有君主有资格名正言顺地“专政”,故“人臣无专制之义”。“君主专制”,亦即“君为政本”及“政由君出”,实乃儒家的核心政治价值。只要认真翻检一下《十三经注疏》,就会发现儒学体系压根便没有“宪政”的容身之地,《论语》、《孟子》极力维护的权力结构符合现代政治学的“君主专制”定义,就连“天人合一”、“阴阳和合”也旨在论证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及与之相匹配的“君臣之义”出自“自然之理”,乃是“天经地义”。但这些与大陆新儒家所添加的“民主”、“宪政”又是扞格的,由此可见他们的进退失据之态。